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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2日，“泰华巍峨：纪念李文田诞辰190周年活动”在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鹤峰社区上村李氏宗祠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系（珠海）、广东人民出版社、均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与鹤峰社区居民委员会、李文田研究会联合策划。
本次纪念活动得到多位书法名家的支持。活动主题“泰华巍峨”四字由中山大学教授、广东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书法家陈永正先生题写。“泰华”二字取自李文田书斋名，以其藏有“西岳华山庙碑”和“泰山刻石”两部珍贵拓本得名。现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桂光教授也为活动题词“温厚蕴藉”。
李文田像
陈永正题写的“泰华巍峨”
《泰华巍峨：纪念李文田诞辰190周年专题展》布设于李氏宗祠旁的社区公共空间内，系统呈现了李文田的生平及其学术影响，并展示李氏书法真迹、手札、名帖、奏议、著作等七十余件。
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均安人。咸丰九年探花，官至礼部右侍郎。是晚清著名的学者、金石家、书法家和士林领袖。其日常交往、行事多散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谕旨、奏疏、实录和《申报》等，同时代官员、士人的日记、文集、函札中又记有大量细节。他为后人关注的重要经历，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两宫太后退帘，同治帝下诏重修圆明园之时，李文田上疏竭力谏阻，继而愤然辞官，赢得士林景仰。此后李文田在籍十年，在中法战争中协助张之洞筹饷，帮办团练。直到光绪十一年，方回京任职。甲午战争期间，他受命办理北京团防，疏请起用恭亲王，反对对日赔款，忠笃志节颇受赞誉。晚清西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李文田于公务之余，又专注研究西北史地之学，著有《元秘史注》《西游录注》《朔方备乘札记》等，是晚清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
李文田在京文名极盛、交游广泛，在广东更是地方名流。惜乎李氏相关资料过于分散，至今尚未出现系统研究其生平的学术著作。幸而李文田族裔李军辉先生，一直对家族历史抱持热情，于十八年前联络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向其请教李文田生平，最终促成王维江教授弟子李骛哲开启对李文田的专门研究，历时十余年，终于编成《李文田年谱长编》，并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李文田诞辰19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纪念活动期间，广东人民出版社黄少刚总编辑与现任教于中山大学的李骛哲副教授，向顺德地方相关机构、学校、社会团体赠送了新出版的《李文田年谱长编》，期待顺德学子、地方各界能以李文田诚笃忠直的品格自励，传承历史文化，携众人之力，为地方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纪念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邱捷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一起，在李文田故乡顺德均安上村李氏宗祠，畅谈李文田所生活的时代、学问、仕途，以及他与晚清广东社会的关系。
学者对谈现场
王维江教授与李文田结缘于他对“清流”的研究。当再次谈及李文田时，王教授认为，首先，李文田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谥号文诚，其仕途之坎坷，与他敢说真话有很大关系。其次，李文田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懂医学，懂星象、相面，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这构成了李文田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他在京城人际交往的一大部分，他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城文人圈子里不可缺少的学者，同时也是首都大佬枢臣小范围里极受欢迎的谈客。这样的人脉网络本来可以助推他的仕途跃升，但他却不合时宜地坚决阻止重新修建圆明园，其理由则来自他的星象知识，即星变与政治的相关度——天象示警。李军辉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李文田到底是不是‘清流’”？王教授回答道，李骛哲在《李文田年谱长编》的“引言”中做了长篇论述，简言之，李文田跟“清流”很像，但二者又有很多不同。所谓“像”，是因为大家都做金石的研究、收藏；说“不像”，是因为李文田的政治志向、为官态度，与所谓的“清流”人物不同。所以，李文田与“清流”的仕途也不同。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李文田曾经试图改变同光时期的官场风气。
同光时期的官场风气究竟如何？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国家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和平，官场风气有所变化，官员生活日渐奢靡，应酬频繁，李文田对此很不满。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当同治皇帝下诏，要求重修圆明园的时候，李文田上疏谏阻。李骛哲在书中认为李文田是“知危知退”，他预见到后果对他不利，甚至也预见到“清流”并不长久，所以他是激流勇退。对此，王维江教授有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从李文田的性格，和李文田的奏折引发的后续效应来讲，李文田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而重修圆明园要花上千万两白银。当时洋务运动刚开始，买军舰枪炮都需要大量钱财，哪儿有钱重修圆明园？所以，李文田上奏之后，才引出恭亲王的联名上奏。其间，中兴时期的关键人物文祥等人都对李文田表示支持。甚至像著名的保守派徐桐谏阻同治“微服私行”，其理由竟然也是与天象相关。这些人后来都是李文田的朋友，有过多次聚会。所以，李文田和“清流”很像，但他的朋友有改革倾向的，有保守的，也有不关心政治的。王维江教授认为，李文田爱好书法、碑刻、藏书，他的底色是学者，而且是真正对学术有兴趣，求真求实的学者。这应该成为后世纪念李文田的题中应有之义。
邱捷教授多年来点校、研究《杜凤治日记》，他从《杜凤治日记》记载的细节，谈及京官与地方官之不同，以及李文田在广东社会的影响。
杜凤治于1873-1877年任职南海知县，当时李文田就住在广州西关的泰华楼，所以二人有些交集。邱捷教授指出，杜凤治在日记里不敢说李文田不好，但是对李文田有很多抱怨，因为李文田常去两广总督刘坤一处进言，搞得地方官很难做。李文田很可能是批评杜凤治办事有些问题，也不排除他认为杜凤治贪污。邱捷教授指出，李文田与杜凤治所处环境不同，李文田是翰林，不管钱，一辈子当清贵官；而杜凤治是县官，做县官就没有不贪污的。所以，李文田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士大夫，自然很清廉。杜凤治作为地方官就觉得李文田不理解他。
邱捷教授还谈到《杜凤治日记》中的一处细节。1877年北江决堤发大水，广东官府请西关大绅商梁氏家族出面，希望爱育善堂多多捐钱。但爱育善堂表示，要李文田来了，出面说才能多捐。邱捷教授在翻阅《李文田年谱长编》后也发现有类似记载。他认为，这可能与同治年间广府绅商的世代交替有一定关系。
此前，广州的绅商以十三行为主导，梁氏、潘氏，这些家族既是大商人，也出了很多翰林进士。到19世纪70年代，蚕丝出口的兴盛带动了广东的经济，新一代商人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上都忌惮老一代绅商。凑巧的是，蚕丝业以顺德商人为龙头——尽管机器缫丝业起于南海，但是实际重心则在顺德，在广州经营银号业的多数是顺德人。而李文田是顺德人，广州的新一代绅商很多也是顺德人。由于这一层关系，顺德籍商人很自然地便把李文田当成一面旗帜。他是探花出身，文化形象好，做过京官，总督巡抚对他也很尊重。邱捷教授举例说，《李文田年谱长编》里有一封李文田写给张之洞的信，这封信就是在爱育善堂写的，可见李文田会在这里办公，帮西关商人处理事情。由此也可见，李文田在籍的这段时间，对广东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邱捷教授进一步谈到，他在四十几年前，读研究生时就发现，在晚清，特别是清末最后十年到民国最初十年，顺德可能是近代中国工厂最多、产业工人最多，出口最多、税收最多的县级政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李文田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历史研究好似拼图。邱捷教授发言之后，李骛哲分享了他此前不甚明白的一则历史记载。李文田回京任职时，有一份折子专门谈到李文田在广东募捐的问题，当时余额有三万两，京城御史关注到这个问题，张之洞就替李文田辩护，说李文田是“因势利导”筹款。何谓“因势利导”，邱捷教授所谈广州绅商世代交替之变化，是重要的线索。
最后发言的刘志伟教授关注李文田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他指出，广东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文人，但与江浙、福建相比，他们的成就显得不太突出。能进入中国学术主流的广东文人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明代的嘉靖前后，有湛若水、陈献章；二则是道光以后，特别是阮元在广东办学海堂，把江浙的学术传统带到了广州。学海堂在广东培养了一批富商子弟或者这些子弟的朋友。这些人成为学者、文人以后，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学术的主流，并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新性的思想，诸如我们熟悉的康有为、梁启超。李文田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不如康梁，但他专注的西北史地之学在当时也是中国非常主流的学术领域。一般认为，西北史地研究的热潮源于当时的边疆危机，尤其是中俄伊犁事件的刺激。但若从长时段来观察，晚清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学的热情，实际上又是清代努力维护中华民族观念和大一统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尽管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概念相对较晚，但这个意识，远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形成的世界观，比较直接的是汉代形成的大一统的观念。中国的版图在宋明两代有过一个萎缩的过程，而清人实际上是很努力地想要重新建立起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概念。这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清朝当时的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用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学术理路和方法，通过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建立起这套知识体系。李文田当然是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刘志伟教授注意到，李文田曾经在北京，请翁同龢等人吃过一顿顺德名吃——鱼生。顺德鱼生需要鲜活的皖鱼，制作流程十分复杂，即使在今天，在距离顺德只有几十公里的广州，也很难吃到地道的顺德鱼生。而李文田，能在19世纪便把鱼生带到北京，征服了翁同龢。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晚清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筵席社交，又提供了新的角度。
参加本次纪念活动的有李文田宗亲、中山大学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15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