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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一个来自印尼最大煤炭生产省份的“取经团”来到中国煤炭大省山西，走访参观多家中国能源企业和低碳产业园区，共同探寻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能源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和印尼分别是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而印尼的出口煤炭中，很大一部分又销往中国。山西省与印尼的东加里曼丹省和南苏门答腊省分别是中、印尼两国的煤炭大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印尼的东加里曼丹省和南苏门答腊省和山西都共同面临着煤炭衰退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煤炭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问题，所以山西的一些探索真正能够推动两个地区互学互鉴，我觉得加强双方交流非常好。”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简称“科城”）理事长袁进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以煤炭产业为例，强调了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国际合作与经验共享的必要性。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应对行动已刻不容缓。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的临近，为了探讨减缓与适应策略的有效路径、协同全球各界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澎湃新闻于近日主办了“COP29前瞻：气候影响加剧，行动何以加速”国际研讨会。
在研讨会的圆桌论坛环节，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理事长袁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自然之友气候战略总监刘金梅等与会嘉宾围绕“气候变化“新常态”，减缓和适应如何双管齐下？”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探讨了以袁进为代表的在地机构如何以国际视野参与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气候减缓与适应。
绿色低碳转型给地方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在我国“双碳”战略“1+N”政策体系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地方层面的落地行动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
作为中国煤炭产量最高的省份，山西省近8年的煤炭产量连创新高，但同时山西社会经济与煤炭高度绑定，今年以来，在煤炭进口增长、市场总体宽松的背景下，山西省煤炭产量同比减少，煤炭销量同比下降，煤炭价格承压下行，利润有所下滑，山西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袁进表示，山西作为资源型经济大省，在长期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兴于煤”、“困于煤”的痛苦过程。但过去几年，山西能源转型紧跟全国步伐，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能源生产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煤炭先进产能的占比达到80%以上，非常规天然气取得长足发展，可再生能源近几年也发展比较快，发电装机占比达到47%。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氢能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清洁能源积极参与进来的多元的能源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中。
但同时，由于山西社会经济与煤炭高度绑定，今年上半年山西经济随着煤炭的产量和煤炭的价格出现波动，给山西转型发展带来的压力和难度可想而知。
科城作为山西本土的智库，近年来在不同场合紧抓各种机会讲述山西转型故事，并且也针对煤炭、电力等重点行业，重点产煤县区经济转型、气候投融资等重点领域开展转型实践研究。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气候危机下公正转型的问题，面对公正转型困难形势的同时，提振各方信心，找到更好解决方案，有效推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实践更为重要。”袁进认为，煤炭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山西面对的压力，还有可能会给山西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包括新产业培育的机遇。比如煤炭行业节能技术应用、废旧物资再生体系建设，特别是煤炭生产三大伴生资源瓦斯、矸石和矿井水的协同利用，在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和生态经济发展方面，就会带来的矿区新产业培育的机会，这些方面还会有不少可以想象的空间 。
谈及未来，袁进认为像山西这样的煤炭转型地区，首先需要政府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在退煤这件事情上，国家层面应该尽早出台国内的退煤路线图，降低地方产业转型的不确定性，更合理地安排阶段性的措施，使得转型的过程更加平稳。
第二个是投资。煤炭主产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涉及经济转型、新产业培育、就业安置，以及大规模煤炭开采后续的生态修复等，希望国家层面能够制定针对煤炭主产区转型的煤炭转型基金，支持地方和企业转型行动。
第三个是方案。煤炭转型问题非常复杂，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相关方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开展更有前瞻性的、可持续、有深度的转型研究，为煤炭转型提供更多可行的解决方案。
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更加一致的碳核算披露标准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以我国特别是北京的空气治理举例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举世瞩目，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在经历中国曾经经历过的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刻，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相当严重。
马军连续两年受邀参加印度尼西亚举办的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他感觉到发展中国家非常感兴趣中国如何用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二三十年才取得的空气污染治理成效。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论是空气污染治理还是水污染治理，都是从大规模的监测和信息发布开始的。”马军说，当前中国的空气、水质等环境监测已实现了实时发布，企业环境监测大幅扩展，企业信息披露要求显著加强，促进政府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和约束，调动公众参与对企业的监督，赋能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以此推动企业环境达标。
“在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双碳’目标方面，也应借鉴环境治理的经验，开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马军说。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相关标准和产品碳足迹标准出台实施，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基本建成并定期更新，相关计量、统计、监测能力得到提升，为“十五五”时期在全国范围实施碳排放双控奠定基础。
《方案》特别强调了“相关计量、统计、监测能力得到提升”，马军认为，这将有助于将全国目标落实到区域层面，分解到省级进而再到市级，这对于实现“双碳”目标非常有意义。
马军认为，企业的减碳也需要从核算和披露开始做起。据他介绍，为规范和指引企业温室气体信息披露工作，提升企业温室气体管理能力，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批复立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机构有关专家编制了团体标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指引——通则》，现已完成送审稿。
在他看来，将碳核算披露落实到企业层面，在全球来看也属于创新，这将有力促进夯实碳数据基础，进而对基于数据评价企业表现、引导企业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过去十年开展的大规模污染治理，正是在环境监测形成的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地方、企业环境管理表现的有效评价，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问责机制；同时赋能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市场化手段，对企业形成约束激励。在降碳的方向上，也应该在数据基础上开展评价，完善约束激励机制。”马军说。
马军认为，在落实“双碳”目标上，也面临相当多的技术挑战，其中产品碳足迹核算管理就是亟待补齐的一个短板。所幸中国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大规模开发应用数字化解决方案，这些经验和能力对低碳转型也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任务要求，同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明确了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工作目标和实现路径，并强化任务分工和政策协同，提出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不难看出，无论是总体要求还是主要目标等内容，均旨在加快建立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增进碳足迹工作国际交流互信，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
马军说，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思路非常感兴趣，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将中国的解决方案进行推广，在此过程中推动形成全球更加一致的核算披露标准，这将有助于拓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构建多方的信任，克服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挑战。
利用“不普通”的普通人，撬动更多公众参与气候行动
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政府的决心，也能够看到企业的机遇，但如何调动普通公众去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特别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一直是一个痛点。
自然之友气候战略总监刘金梅介绍了他们开展的“玲珑计划”，她说，“玲珑计划”寻找的是不普通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气候行业的从业者，但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比如医学、设计、建筑等领域，有他们的专业性。希望能够结合他们本身的专业，在各自的领域、所在的社区发挥作用。
“在气候变化这个宏大的议题面前，如果单看每个个体的减排量，也许能够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但是在气候适应的领域，其实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建筑设计师、医生、景观设计师，包括大学教师、服装设计师，如果他们能够具备气候变化的知识、意识和责任感，用他们的专业在各自细分的领域也好、社区也好，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刘金梅说。
她认为，参与“玲珑计划”的伙伴们在社区的影响力有时比专家还有效，因为专家有的时候讲述的是政治话题、科学术语，而这些伙伴们讲述的是社区本地的故事，更能调动公众的信任度。因为不管是环境问题也好、气候问题也好，如果缺少了每一个公众的关切和参与的话，是很难真正有效推进的。
刘金梅说，在谈及气候问题时，常常会把中国放在当前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队列里，但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与南方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除了能源转型的问题，他们最关切的也是如何去提升本国的气候韧性和气候适应的问题。
刘金梅建议，地方政府在注重减排的时候，要注重在气候适应上面的投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面临的气候风险不同。
首先，在刘金梅看来，各地都要去评估各地方的气候风险，同时也要去应对个性的挑战，这包括夏季的高温热浪、台风、暴雨、洪水等问题。
其次，她建议风险的评估要不断地去更新，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去年我们所有人亲身经历的气候的极端事件和今年就已经有所不同了，它的频次在加大，它的强度也在加大，它的危险系数也在增加”。
再次，“我们也需要一点灵活资金”。刘金梅认为，包括一个城中村的改造，一个村庄当中灌溉设施的修缮，都能够影响数以万计的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地方层面是希望能够在适应上面有所投入和加大。“而这些年，中国通过不断投入建立起来早期预警机制，现在每个人都能够收到应急办发布的极端天气预警信息，这些经验可以介绍给南方国家，这对于他们提升气候韧性和气候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地方主导的应对气变行动需要明确的目标、方案，也需要资金投入
谈及未来，袁进认为像山西这样的煤炭转型的地区，首先需要政府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在退煤这件事情上，国家层面应该尽早出台国内的退煤路线图，把地方的不确定性转为确定，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安排阶段性的措施，能够使得转型的过程更加平稳。
第二个就是投资。煤炭主产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涉及经济的转型、产业转型、就业的安置，以及大规模煤炭开采后续的生态修复，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在他看来，也要针对煤炭主产区制定国家层面的煤炭公正转型的资金。
第三个是方案。煤炭转型问题非常复杂，袁进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相关方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开展更加有前瞻性的、可持续的深度的研究工作。为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马军也认为有明确的目标极为关键，国务院最新发布的碳达峰工作方案已经提到，要把落实“双碳”目标开始向区域、向行业进行分解。有了具体的目标后，可以对相关区域、行业进行科学评估，这对推动相关工作十分有效。
另外，他认为科技的投入非常重要。目前落实“双碳”目标走在前列的城市像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深圳等城市，他们在科技研发上的投资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方向上取得巨大的进展，和这些领先城市以及龙头企业的投入是分不开的。但表现相对滞后的城市，他们的研发投资的占比都相对偏弱，这也是未来需要提升的。
最后，马军认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的许多城市，民众都有强烈的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甚至开始把这些意识真正转化成自己内生的各种行动上面，而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