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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浙江大学之初，竺可桢如何在有限的约束框架之内腾挪，为浙江大学招揽人才，又如何借助与翁文灏、朱家骅，尤其是陈布雷等人的私人交谊，竭力争取经费，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它凸显出民国学术界纷纭的人事关系，也体现了竺可桢的治校风格与个人特质。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竺可桢不得不在党、政、学之间穿梭，帮助学校获取最大利益，而这又往往混杂着个人友谊与公事。至于在管理风格方面，竺可桢的操作既具原则性，也不失灵活，有时甚至可以说颇具计谋。他在择人方面相当有主见，却也常将私人友谊掺杂进引才工作之中。为此竺可桢曾两次被校内匿名信举发“用人唯亲”，最终在人事调整方面亦受此掣肘。
起手布局
对竺可桢来说，要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稳定浙大的局面，其要点无非在于钱与人。
3月22日，他接到浙大教务长郑晓沧的快函，阅后表示，“浙大经济状况不及余预料之坏。中央每月拨五万二千元，省府月解一万元，合为每月六万四千，年七十六万余元。代办地方教育事业尚不在内。大学部职员六千八百元，教员三万三千元。两共四万元之谱，约占总经费之百分之六十三。每年购仪器年约三万元，书籍两万余元。虽不能谓多，亦不能算少矣”。（《竺可桢全集》6，44）
接着，3月25日，竺可桢便到教育部与王世杰（字雪艇）部长商谈浙大经费一事。“余以省府经费不可靠，而中央之每月五万二千元，其中职教员薪已占去百分之七十七，即四万元，故主张国库增至六万元。雪艇意以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浙省经费亦不应放弃，国库增至六万元故作另一事办理。”从这段表述来看，王世杰对增加浙大经费一事尚有所保留。
3月28日，他接到王学素（陈布雷的学生，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电话，得知教育预算尚未定，还可与教育部交涉。于是，3月30日上午，竺可桢与王世杰再次商谈。这次他强硬地表示：“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六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且与蔡先生谈时亦以此意告之。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
4月19日晚，他再与陈布雷会晤：“建筑经费方面，余谓浙大需八十万〔元〕方可有一规模，拟与蒋先生谈，渠以为此事实有困难云。”
4月27日，他又赴教育部见王世杰：“与谈浙大建筑问题之严重。各国立大学中浙大房子最坏。而临时费即建筑费亦最少。物理、教育、图书馆三屋均将倾倒，如一旦崩塌，压死数十人，其责任谁负之？其次关于宣誓就职问题，雪艇云渠如能来杭，当亲来也云云。”（《竺可桢全集》6，63）
第二天早上，他至地质调查所见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要谈如何设法增加浙大之建筑的问题，据翁言，“预算尚未到国府，如欲增加预算，此时尚可来得及云云”。
当时，浙大除了大学路这边的主校区，还有新购入的华家池校区。摆在面前的无非是两个选择，要不扩充现有的主校区，要不就按前校长的方案，在华家池校区再建新舍，以容纳全校师生。竺可桢似乎更倾向于全校搬至华家池校区，但也在考虑另一个备选方案。
4月30日，竺可桢又托人至杭州市府，探听浙大校区附近的民地能否收买或圈收，“得悉此一带民地如圈收必大费周折，既非一人之产，且迁移必耽延时日也。因之决拟在华家池建筑，预拟于两年内或能立八十万元之建筑费”。
5月8日，他致函时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字儆寰），“嘱为浙大设法成立下年度追加预算，临时项下自八万元增至卅六万元，并以大义相责。浙大之建筑在各国立大学中为最坏，而建筑费则反以浙大为少，乃极不公平之事也”。（《竺可桢全集》6，69）
竺的这一说法确有其根据，5月20日，他与时任川大校长任鸿隽交谈时得知，“川大于四年内可得建筑费二百六十万，第一年一百四十万，余则每年各四十万元”。
5月27日早上，他又到教育部晤王世杰。王表示，“关于教育经费本年度方始通过，故浙大如追加预算，必须俟至七八月间，因目前时间尚过于迫促。浙大之临时经费八万元已费尽大力”。实际上，在七八月间，教育部也没有为浙大增加经费。
10月15日，蒋介石到浙大视察。在会谈间，竺可桢提出需大幅扩充临时费，否则校舍无从建筑。蒋参观校舍后表示确需修缮，但本年度已不可能，可在下一年度安排。
到了1937年初，浙大编制年度经费，经常费近百万元，临时费则达60万元。此一方案要能在教育部和行政院通过，必须得到有力人士的支持，竺自然想到了陈布雷。
3月27日，竺可桢到西湖边的大华饭店与陈布雷晤谈。陈布雷表示已经收到竺寄给他的建设方案，本准备将方案交与翁文灏，却又觉得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更为合宜。陈布雷事先已经与王世杰谈了浙大所需的120万建筑费问题，后者嫌数量过大，因此此事只有与蒋面谈才能成功。
在陈布雷的安排下，3月30日，竺可桢在杭州面见蒋介石，专门讨论了浙大的建筑计划。竺提出共需120万元，分两年划拨，也即每年60万。蒋则表示太多，可分作五六年（关于蒋的这一表态，竺可桢在后面的日记中又记为三四年）。会谈之后，陈布雷立即将事先拟定的电稿以蒋的名义发与翁文灏及教、财两部，“谓浙大建筑确破旧，嘱拨建筑费”。从此来看，陈布雷对浙大之事确算相当用心。
第二天午后，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来见竺可桢，告知“下年度预算教部早送入国府，已开会四次，今日为最后一次之审查，故蒋电成马后炮”。下午三点，何廉又以电话通知竺可桢，浙大的年度经常经费增加两万，临时费则为15万。竺评论道：“虽与吾人之希望相距太远，但浙大过去八年均未增加，今经常、临时均略有补益，在部中已算卖力矣。”（《竺可桢全集》6，276）
话虽如此，竺对临时预算没有完全获批仍然耿耿于怀。4月5日，竺可桢又到教育部与部长王世杰面谈。王世杰为教育部辩护道，下年预算增加主要在义务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增加，中大的临时费不变，而浙大的临时费稍增，言下之意对浙大已经不薄了。竺却以为，中大去年的临时费为72万，今年为36万，明年不变，也即仍旧是36万。“然以中大房屋远胜浙大，而浙大经力争，仅得十五万元，安得为平，”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4月16日，他至朱家骅处会谈，提到教育部拨给浙大的临时经费只愿增加十五万，远不及蒋所给出的承诺，不知有何办法。朱家骅认为只有直接与蒋面商才有转机。
当时蒋本人正在奉化，竺可桢计划和陈训慈一同于18日赴奉化面见蒋。但事有不巧，17日，竺可桢得知因蒋经国携妻返国，蒋与宋美龄将先后离奉返杭，准备尽早亲人团聚。竺的第二天奉化之行自告取消。
4月20日，竺可桢又找到陈布雷，得知蒋已经于当天早上从杭州飞回上海。竺向陈布雷告知在南京与各部门的接洽经过，询问是否还有办法再增加临时经费。陈布雷虽对教育部居然不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表示不满，但又觉得主要问题还在于那个电报打得太晚了。“教育部之奚落浙大乃向来政策，不自此次始也。至于再欲增加，则再无门径可寻，惟如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则可于临时预备费想法耳。”也就是说，除蒋介石亲自过问外，再无他法了。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刻意寻找能与蒋再面谈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实现。
7月8日，竺可桢与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字尧卿）会晤，向他询问浙大的下年度预算，得知经常费为78.9万元（1936年度为76.9万），临时费15万元（1936年度为8万），与何廉在电话中所告知的并没有变化。这比之往年来确实有所提高，但相比其他学校而言，中央大学1936年度的经常费为172万元，中山大学则达190万元。
在国家划拨经费之外，竺可桢也努力寻找其他经费途径，其中用力最深的要数中英庚款了。“管理中英退还庚款董事会”（以下简称“中英庚款会”）成立于1931年4月，直属行政院，用于管理、支配英国所退的“庚款”。董事会设中方董事10人，英方董事5人，董事长由中国政府指定，如始至终便是朱家骅。
与中美设立的中华文化基金会不同，中英庚款会的主要工作是以贷款形式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而以其孳息部分资助文教科研事业。以1936年为例，中英庚款会的教育文化经费支出大约占当年度全国教育经费的6%，而在资助国内高等教育其研究机关方面的总支出为96.8万元。
尽管中英庚款会的拨款数量也不能算太大，竺可桢在申请教育部经费屡屡受挫之后，还是把中英庚款会当作了一根救命稻草。
1937年1月3日，竺可桢一边竭力为在西安事变中过世的姐夫及挚友邵元冲构思挽联，一边阅读浙大的中英庚款计划书，直至晚上十一点。
1月5日，他与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面谈，“据云过去三年浙大农、工、文理三学院均得补助，有类于补助国家教育经费，大失英庚款补助费之原来意旨云云。且谓最好文理学院不必请款，免致有普遍之嫌疑云云”。
得到杭立武的意见之后，竺可桢便要求各学院对请款书进行修改。1月25日，他再阅各学院向中英庚款会之请款书，“其中农学院五万五千元，工学院七万元，而理学院要科学馆数达四十八万元之巨，实万无得款之希望，即给半数亦尚有二十四万元也”。第二天下午，他继续作英文请款书，“并将中英文请款计划交林振东去印刷，定二三日内须寄京中。余之英文请款书至五点始写就，即交打字”。
3月17日，他到浙江省府会见已经就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关于英庚款请款事，渠谓浙大当可得一部分，但建筑与设备二者不能兼”。
4月25日晚，他约胡刚复、郑晓沧同至太和园，“邀请英庚款委员会委员Calder Mar-shall、King、骝先、仲揆、月如（刘瑞恒）、颜季余（德庆）、叶誉虎（恭绰）及Marriott夫妇、仲翔、迪生夫妇、杭立武等等。谈至九点半散”。
在如此这般的运作之后，1937年6月11日，竺可桢在南京中研院与朱家骅会面。朱告诉竺可桢，“英庚款已决定给与浙大三年十五万元，作为建筑科学馆之用，但气象研究所请四万元作为购置无线电发报之用则未通过，因上海物理等三所亦请款为继续从前工作，不能不给，因此南京各所均未得到。”
竺可桢的穿梭可说略见成效，为浙大又争得了一笔经费。尽管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建科学馆一事并没有办法得到落实。
竺可桢
规划人事
对新任校长来说，人事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下设几个学院的院长，以及跟随竺左右的主要行政助手。竺可桢在打算接受浙大校长一职之时，便立即着手布局。
当时的浙江大学只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竺可桢在3月22日便到上海与当时任教于交通大学的老友胡刚复面谈，请他担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则不置可否。
到了4月4日，竺得知下星期二（7日）便将任命他为浙大校长，因此文理学院院长一事必须速定。由于胡刚复除面谈外去两函均不复，他又致电王琎，征求其为文理学院院长。
不过第二天，他便收到了胡刚复的回信，似乎有意赴浙大。4月10日，竺可桢又到上海，与胡刚复谈了两个小时，后者允接文理学院事。胡刚复在浙江大学任职13年，几于竺可桢相同，可说是这一时期浙大的中坚力量。曾在胡刚复任内就教于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回忆道，“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胡刚复性格中“刚愎”的一面，不仅令他在浙大时期常常与人发生冲突，在1949年之后也屡屡碰壁。1954年4月12日，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胡刚复来到北京与竺可桢面谈，希望能调到首都工作。竺可桢却觉得，“科学院和北大均无法聘任他，因为他的脾气使人受不了。旁的机关也难相得，实在无可设法”。（《竺可桢全集》13，414）
之后竺可桢便开始考虑农学院的院长人选。3月26日，他先向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的钱天鹤（字安涛）询问合适人选，钱便推荐了几位。竺可桢考虑之后，认为当时在棉业统制委员会工作的冯泽芳较为合适，便托钱天鹤去探问冯。
第二天，他和冯泽芳会面。冯表示在棉业统制委员会工作颇受重视，不便离开，改而推荐了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吴福桢。3月28日下午，竺可桢又赴中国科学社与秉志（字农山）相谈。秉志同样推荐吴福桢，并说吴的行政才干胜过冯泽芳。后来秉志又致函吴福桢，劝说他赴浙大。经过一番运作之后，4月1日，吴福桢已同意就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时任浙大工学院院长为朱一成，竺可桢先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朱一成的为人。
4月3日，他至平仓巷六号晤朱一成。“知渠并未有辞职意，但语气间工学院处于特殊地位，不能与文理相提并论，余于此点即不赞同。”4月5日，他又与朱一成面谈，朱表示愿意留任浙大。
事情在之后仍有反复，浙大农学院学生似乎对吴福桢并不满意，而吴对此也相当敏感。当他于4月22日得知农学院学生开会反对他（事后证明乃误传），竟留下一函后不别而行，竺感慨道，“此人之不负责任如此”。不过，竺还是请冯泽芳见吴，告知详情，并请他回杭就职。尽管如此，吴福桢在浙大的工作也只维持了几个月，下学期便告离开。之后，竺可桢改聘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卢守耕为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
朱一成的情况则更为糟糕。由于朱乃前任郭校长聘用之人，工学院的意见颇大，他本人很快也改变主意，离开浙大。4月21日，竺可桢便在上海与胡刚复商议，决定如朱辞职，便以校内教职员工暂代之。
之后，竺可桢又开始寻找合适的院长人选。5月8日，他致函时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邀他来杭担任浙大工学院院长。
5月20日，竺到孤山大礼堂参加五学术团体的联会年会，会毕之后邀任鸿隽、杨允中及杨之长女赴天香楼午餐。膳后几人又一起共游灵隐。期间，他与任鸿隽讨论了请杨允中主持浙大工学院一事。任不太赞成，而推荐了李熙谋（字振吾），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杨到了浙大之后，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将受到影响。竺则认为可请卢于道（时任中研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继任总干事。
5月23日中午，竺可桢又与杨允中会晤，谈来浙大一事。下午，刚从景德镇视察完当地瓷器业的周仁来到竺可桢处，两人也谈及了杨允中人事案。
5月28日，竺可桢接到周仁的电话，表示杨允中不能赴浙大。竺只得请周仁代邀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胡博渊，但胡也不愿来浙。
于是，6月8日，竺可桢最终定由本校的李寿恒（字乔年）担任工学院院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 ，“此诸〔人〕一定，则大体诸职员可以称解决，现惟体育主任未定而已。”“组阁”工作终于基本完成。
至于同样重要的校长秘书一职，竺可桢则请他在东南大学时期的学生诸葛麒（字振公）担任。诸葛麒之后一直追随竺可桢，对校务工作帮助极大，可说是他的左膀右臂。4月21日，竺可桢与诸葛麒共同赴浙大就任，竺特别嘱其到校后注意二事：“一勤快，今日所能做之事，不要遗诸明日，所谓案无留牍。二则口须缄默，因校长秘书必与闻机密之事。不能不早行宣布也。”（《竺可桢全集》6，59）
1955年5月28日，他回到南京当年的地球物理所旧址，见到了诸葛麒的夫人，得知诸葛麒后来被迫离院去泰州教书，并已经在上月不治，不禁感叹道：“振公为余初至东大时地（学）系学生，如此结局亦可悲也。”
3月23日，他与生物学家，当时就职于正中书局（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成立的出版社）的薛德焴（字良叔）会面，邀其重回浙大担任总务长。当时薛的表态似相当愿意。竺与薛良叔原本便有交往，当月他还为薛所主持的《教与学》杂志撰写了《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一文。
3月31日下午，竺可桢与薛德焴会面，正式请他担任浙大总务长。薛却表示无法离开正中书局，并推荐前扬州五师校长任诚（孟闲）。
4月8日晚上，他再次会晤薛德焴，仍邀其任浙大总务长，并表示也可只暂做几个月的工作。但薛似乎仍有顾虑。
4月12日胡焕庸来竺可桢处，并介绍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倪尚达（字志超）作总务长。“余适以薛良叔不肯辞正中书局事而叶楚伧又不任其告假，志超能去亦极佳，不但人极精明，且于工程科学方面极为娴熟。余颇然之。”中午，竺可桢又去见薛德焴，大约是想再作一谈，但薛正好不在。第二天，倪尚达来竺可桢处相谈，立即答应担任总务长一职。
不过，倪尚达同时还想带上王佐清担任事务长，竺却没有同意，而是聘用了自己的学生沈思屿（字鲁珍）。几个月后，倪尚达回到中央大学，沈思屿便接替了倪的总务长位置。
由于前任校长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训育方面不得学生人心，故竺也留心于聘请一位优秀的训育指导员。4月20日，竺可桢“晤王雪艇，与谈接收事，并谈及训育。渠以为宜设立一训育委员会，以院长组织之，为惩戒学生事，此外则设训育指导委员会，以军训教官及体育教员等等组织之，而以学生所信服之师长为主任，余颇善其说。”
4月28日，他与蒋振（字伯谦，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会面，竺形容其颇似有干才，“余此次觅训育指导，必须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材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也。蒋表示愿赴浙大。”
当天，胡焕庸还帮忙在中央大学查询档案，发现蒋振在中大期间的成绩“尚在中等之列”，可见竺可桢做事之谨慎小心。
从竺可桢接下浙大校长一职之后的运作来看，他的处事风格属于谋而后定，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类型，尚有绍兴师爷的机敏之性。从竺可桢到浙大办理交接算起，其人事布局在不到两月间便告落定，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在人事之外，竺可桢掌校之初便立即着手筹划学校的学科建设与教授引进。这当中也包括将一些老员工再请回浙大。原浙大物理系主任张绍忠（字荩谋）因与前校长郭任远不和，远赴南开大学担任教授。4月11日，竺可桢在南京致函张绍忠，内容应该便是请他重回浙大任教。20日，他又复函张绍忠，内容不详，但张在接函后便通知南开大学，计划回杭了。
南开方面极力挽留张绍忠，并由化学系邱宗岳、杨石先和尚在南开经济学院挂职的何廉三人共同署名，连发两封电报给竺可桢。竺可桢当天再复一函与张绍忠，言道，“晋材楚用，久假不归，想非兄之所愿”，并将张绍忠的聘书寄予邱宗岳，最终请回了荩谋。在张绍忠之外，转至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何增禄等人也在当年回到了浙大。
1936年9月，竺可桢在该学期第一次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列举了所聘请到的新教授，包括外文系梅光迪、林天兰、陈辛恒，史地系张其昀、朱庭祜、景昌极（字幼南），物理系王淦昌、束新北、何增禄，生物学系张肇骞，机械工程系周承祜、钱祥标、胡硕荪，土木工程系吴钟伟，化工系刘准业、程耀椿，以及农学院的卢守耕、徐天锡、孙逢吉、黄本立、冯言安、张振华等人。（《竺可桢全集》2，366-368）
对浙江大学来说，竺可桢在掌校之初，所谋划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增设史地学系。
3月9日，他在阅读了郑晓沧寄来的《浙江大学概况》之后，便觉得“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其次办事员太多，薪水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学生即分别系科亦嫌太早也”。
第二天，他即邀张其昀（字晓峰）赴浙讲学，因为“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到了3月30日，他在致张其昀的函中又表示，他到杭州后度量形势，“如环境对于史地之发展有相当把握，当再敦请足下”。（《竺可桢全集》23，222）
竺可桢的浙大任命公布之后，4月12日，张其昀向他表示可往浙大，并推荐郭秉和（字洽周）担任文学系主任。
张其昀可说是竺可桢最得意的学生，不过他当时已经有赴欧留学的打算。1935年11月，竺可桢与丁文江会面谈及张其昀的留学事宜，丁即表示可设法筹款。第二天，竺可桢便致函张其昀，表示他“最好于下学期北大课完后即赴欧”。（《竺可桢全集》23，161）
竺可桢确认执掌浙大之后，便邀请张其昀先到杭州任教，留学之事暂缓。张之后十三年一直担任浙大史地系主任，并于1943年被聘为第二批部聘教授。张其昀在浙大任职期间，请到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地系授课，包括钱穆、张荫麟、谭其骧、向达、方豪、任美锷、涂长望、陈乐素等。
当年5月9日，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主持会议，通过了增设中国文学系和史地学系两案，以及各院一年级不分系的方案。
5月20日，他收到张其昀来信，内容是史地系的人事安排，及推荐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景昌极来浙大。第二天，竺便回信，表示新成立的史地、国文二系，预算需从行政费中撙节下来，故当年较为紧张。史地系除张其昀与缪凤林（字赞虞）两人外，可再聘两助教。但张其昀想再带一位助理，则较为困难。景昌极目前无法聘用，因浙大已经有匿名信，控诉竺可桢只用有东南大学背景之人，令他有所顾忌。（《竺可桢全集》23，264）
5月27日，他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也谈了设史地、国文二系之事，“雪艇意史地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余则以为二者得并存。关于国文系拟改为暂时筹备，因国文系成立则诗、词章、中国文学史等科目均须成立也，余颇然其说。”很快，教育部便下发了文件，同意浙大增设史地系。第二年，史地系又划分为史学组和地学组。
为何要将历史与地理合成一个系，张其昀在回顾浙大史地系的工作时引用白吕纳（Jean Brunhes，也译白菱汉）的观点，谓“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而只有将时间的演变原则与空间的分布原则相合，才能“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
张其昀本人钟情于“史地合一”的理念，这也获得了竺可桢的支持。张晚年仍致力于完成34册的《中华五千年史》，可说是对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
不过张其昀的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多数师生的支持。1944-1947年在史地系求学，后又任教于杭州大学的倪士毅认为，史地合系，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主要是随着地理学方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不相适应”。而在1945年转至浙大任教的气象学家么枕生则回忆道，当时“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
从学科的发展而言，史地分开当然有其道理，恐怕也是必然的方向。当代地理学进展多样，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史地分开对地理学的发展是有利的。
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在1949年之后遭到拆分，史学组停办，地学组改为地理系，并入理学院。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大部划入华东师范大学，地质与气象专业的老师则调往南京大学。所谓“史地合一”，自然也成往事。
不过在短短十三年中，浙大史地系招募了数量众多的一流学者，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有5位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成果已经可谓丰硕。
而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亦另有进展。如谭其骧到复旦大学后，创办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到1982年又成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这应该也部分受到了他任教浙大史地系十余年的经历的启发。
短短数月之间，人事和经费陆续到位，学校的机构调整也已大致谋定，竺可桢执掌浙大的成功在他担任浙大校长之初便已决定了大半，后面的工作反而并不难做。孙子兵法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交往各界
竺可桢并不是擅于交际之人，但就任校长之后，也只得随时面对各方面的来访与请托，这又经常令他痛苦不堪。
1936年4月22日，初到浙大的第二天，竺可桢便与胡刚复等一道拜访浙江省府诸领导，不过省主席等皆不在。接着他又拜访了省委地方银行和杭州市长周企虞，并谓“余不至市府已将八载，尚在民十七年翼如（即邵元冲）任内”。
4月27日晚，他至南京中央饭店浙大工学院毕业同学会，“七点入席宴会，余于八点先辞。在席上略说数语，余素不善于词令，故极以此等宴会为苦……于大雨中来往觉更苦。十点回寓”。（《竺可桢全集》6，63）
5月3日晚，他在太和园（位于孤山南麓的颐沁花园，即今楼外楼饭店处）宴请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到委员朱骝先、曾养甫、刘瑞恒（月如）、曾溶甫、陈霭士、杭立武、沈士华及英国人Calder Marshall、W.S.King、H.V.Wilkinson、K.Cantlie,浙大有Marriott、晓沧、李乔年、俞素青及倪志超。九点半散”。盖当时中英庚款委员会对浙大已经有款项资助，而本年会议又在浙大召开，故竺也不得不尽地主之谊。
第二天中午，他受周企虞之邀到杭州市府镜湖厅午餐，“到英庚款委员会诸人，叶恭绰（誉虎）、颜德庆（季余）及陈宝珍女士均到。膳后三点偕Calder Marshall（当时为上海英国商会会长）参观工学院约一小时。”
竺可桢在此类公务交际之外，自然也免不了应付请托说项。1936年4月2日，竺接到蔡元培的快信，介绍陈剑修来浙大担任教务长或文理学院院长，当天他便回信表示教务长还是由郑晓沧继续担任，至于教授职务，则需在暑假时安排，实际上是婉拒。
5月5日，其时竺可桢尚未正式掌校，便已抱怨请托谋事者太多：“昨鸣雝太太姚含英来，今日二姊所介绍之张瑛来。此外来函谋事者如何建文、杨其泳、王萍州、竺士樵等等，使余应接不暇。若任意位置，抱一有饭大家吃之主义，则学校遭牺牲。若此辈均置之不理，则怨恨丛生，以是知行政当局之困难。余惟以是非为前提，利害在所不顾。”
话虽如此，竺可桢却也常常为自己的几个亲戚（竺士楷、竺士俊、竺士芳）谋职而奔走，有时亦自嘲道，“昨为士俊函钱安涛，今又为士楷访赵真觉，余不能〔不〕自笑行为言论之相矛盾也。”（《竺可桢全集》6，166）
当时的大学校长，尽管是由教育部任命，却可说是地方上的知识界领袖，负有学术之外的社会责任。1936年6月，陈济棠等人以北上抗日为由，进军湖南，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25日，竺可桢在南京与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交谈，“对于时事均悲观”。第二天，他又到地质调查所与翁文灏商谈，询问是否有停止内战的可能。翁文灏也觉得战争难以避免，因两广固然不愿撤兵，中央方面也有人想借机夺取两广地盘，“胜则可以开府粤东，败则负其责者乃蒋个人也”。
当天下午，他又到教育部与罗家伦（字志希，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等人午餐，对时局也有所讨论。餐后，罗家伦拟一电稿，由六位大学校长共同署名，致电陈济棠等人，要求停止内战，同时致电一封与中央，“务乞中央本此宽大为怀之精神，详审国际环境，兼筹并顾，以济危亡”。《中央日报》也获得了这两封电报，并在第二天进行了报道。（《竺可桢全集》23，289-290）
不过如据李宗仁事后的回忆，陈济棠所主导的“六一运动”，一开始便没有得到广西方面的实际支持，看似兵戈将起，其实只是纸上文章。很快，陈的下属便纷纷投奔“中央”。到了7月13日，陈济棠被南京方面免去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便于7月18日逃到香港隐居。翁文灏与竺可桢等人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对政局实际运作了解不深而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界都表达了强烈的抗日主张，高等教育界自然也不欲落人后。8月1日上午，竺可桢到教育部与梅贻琦、胡适等人讨论以教育界人士名义发电报给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通报日军行径。下午，他与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字通伯）又将楼光来所拟之电稿带至教育部，与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朱经农、段锡朋、周炳琳等人商议，并经胡适修改，再打字后发出。第二天，《申报》等即刊载了相关消息。
对竺可桢来说，这些事虽然只是小插曲，却也可从中看出，大学校长一职与中研院下属的研究所所长毕竟不同，竺很难完全置身象牙塔内，做一位纯粹的“科学主义者”。
至于其他的社会交际，自然更是络绎不绝。5月17日，他在天香楼（位于今延安路和邮电路南侧）开哈佛同学会，为母校捐款并成立分会。“到赵真觉、桂铸西、程世抚、毛启爽、贺懋庆、梁庆椿、沈秉鲁等十三人。”
5月19日晚，他又与蒋梦麟、周企虞、赵华煦、方青儒及郑晓沧等人在天香楼晚餐，这是他前一天浙大校长就职典礼之后的餐叙。
竺可桢到浙大工作不足一月，已经是应酬不绝，频繁来往于杭州各大餐馆之间，其中去的较多的杭帮馆子则有太和园、天香楼、楼外楼等。
从1931年的杭州餐饮业经营销售数据来看，开业于1896年的聚丰园（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国酒家）是当时杭州饭馆之最，其规模远在其他同行之上，宴宾楼次之，不过这两家都属于老牌京菜馆。在杭帮菜中，天香楼、楼外楼、太和园三家的经营情况在伯仲之间。
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历史最为悠久，当时位于孤山南麓的俞楼东侧，一开始只是三间平房，到了1910年翻修后，才成为三层的楼厅。
天香楼成立于1927年，位于今延安路与邮电路的南侧，是一座三开间带楼层的门面。该楼兼收各家菜系之长，很快便生意兴隆。据说金庸当年在杭州担任《东南日报》记者时，也常光顾天香楼，品尝那里的陈年花雕。
而从竺可桢1936和1937年的日记来看，他赴宴最多的地方还是太和园和天香楼，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场面，如他在校长就职典礼后的招待宴（天香楼），宴请中英庚款委员会各位委员（太和园），召开哈佛同学会（天香楼），以及8月4日姜立夫与胡芷华（胡刚复之七妹）的订婚宴（太和园），9月16日晚宴请浙大新聘教授与讲师（太和园）等。相较而言，他赴太和园的次数似乎更多一些，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十几回，去楼外楼的次数则不过四五回。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楼外楼和天香楼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楼外楼，因其悠久历史与所居地理位置的无可替代性，成为杭州餐饮的重要标志。可如果回到1930年代，当时的天香楼与太和园尽管成立时间还不长，却因其菜式的创新与独到服务，已经后来居上，胜过楼外楼一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