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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这一目标落地执行的关键力量。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乡村振兴之路备受关注，尤其在如何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方面，上海面临着独特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发现，剖析上海乡村集体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现状、挑战及未来可行路径。
上海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视觉中国 资料图
城乡差距下，上海乡村集体经济现状仍欠均衡
据统计，上海的城市化率已达89.3%，但近远郊仍存有1556个行政村，下辖1639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覆盖超过500万村民。村均资产4.3亿元，位居全国第二。2022年，77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配了27亿元的集体收益，惠及259万成员，并涌现了如清美基地等一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典范。
然而，整体来看，上海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不均衡。城中村和近郊乡村因城市化红利受益良多，但远郊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数据显示，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7万元，虽然看似不低，但仅为城市居民的47.28%。与长三角地区的嘉兴、苏州等地农村居民人均4万元以上的可支配收入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与此同时，上海有一半的村级集体经济尚未实现收益分配，调研中发现远郊的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处于亏损状态。这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也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增收潜力。
当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收益，已经成为推进实施上海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
动力不足与资源匮乏：乡村集体经济的内生瓶颈
在上海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不足、手段单一以及资源整合困难等问题成为主要瓶颈。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首先，内生动力不足严重限制了村级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尽管上海的城市化率高达89.3%，乡村土地有限且碎片化现象明显，难以吸引大型项目落地。根据城市规划，到203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将低于6%，而建设用地的减量趋势使得可开发的空间更加受限。此外，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乡村由于房屋外观普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吸引力，无法充分利用旅游资源。除了像青浦区练塘、金山区枫泾等古镇能够凭借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吸引游客，大部分乡村的旅游潜力未被挖掘。
乡村人口空心化的现象也在加剧这一问题。随着年轻一代纷纷迁往城市，留守乡村的大多是老年人。根据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生活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上海市农村的户均人口已经从2015年的2.47人下降到2021年的2.32人。调研中发现，留守村民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缺乏积极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未加入集体经济组织。此外，乡村缺少“致富带头人”的问题也普遍存在，约三分之二的村未能引入能人或专才。很多村民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返乡，参与乡村经济的重振，这使得集体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继力量。
其次，手段单一、形式局限也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难题。我们在调研中对部分村的十余位乡村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上海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以经济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且收入差距较大，有些村年收入不足5万元，有些村则可达500万元以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同时，大多数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依赖资源开发型经济模式，例如闲置土地或资产租赁、托管经营等，导致经济结构缺乏弹性和创新力。同时，部分远郊地区尚存在闲置荒地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最后，资源整合与融资渠道不足更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做强的核心障碍。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手段，土地资源的碎片化和产权模糊，令农户手中持有的闲置资源难以整合成规模化经营的优势。此外，乡村拆迁中对村级集体发展的考虑不足，导致许多优质资源分散到农户手中，未能形成集体经济的合力。调研中，还有一些村集体反映融资渠道匮乏，导致其在资金筹措和优质资产利用方面受限，进一步限制了其产业升级和多元发展的可能。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缺少可以借鉴的标准化蓝图，一村一品规划研究不足。每个示范村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机遇，很难模仿。即使是同类型的村庄，发展路径也大不相同。浦东某村书记表示，尽管多次考察其他村的成功经验，但回村后却发现那些模式无法照搬。由此可见，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因村而异，统一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而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未来乡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复杂性与挑战。
做强上海乡村集体经济的可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城市来说，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不仅需要基层经济组织的自我探索和创新，更需要政府在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和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有力引导和扶持。
首先，政策突破是关键。创新集体土地产权流转模式，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收益，有望为解决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新的思路。通过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并减免相关税费，上海的村集体经济将获得更多财富积累渠道。与此同时，探索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规则，为农村宅基地提供与城市住房用地同等的权利，将为村民创造更多融资来源，并盘活村内低效或闲置资产，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发展。
此外，吸引优质人才下乡也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为了保障人才引入的可持续性，上海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住房、收益分配、交通、教育等配套政策，解决回乡人才的后顾之忧，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上海应充分利用其产业和智力集聚优势，在“村集体+企业+园区”的合作模式上积极探索创新。我们调研发现，许多村集体经济由于缺乏多元化的经营手段和资源开发模式，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通过推动国企、民企与村集体的深度合作，能够实现乡村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本、技术的有机结合，构建高效的“项目、资本、智力和公益下乡”机制。这不仅能够壮大乡村集体经济，还能借助企业和园区的力量带动产业升级与市场拓展，从而为上海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与此同时，文化强村和提升村庄旅游吸引力也应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抓手。近年来，乡村旅游日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提出，要不断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https://ghzyj.sh.gov.cn/gzdt/20240410/ad9be7e404af489c8c59e6600e116a5a.html）因此，我们建议组织研究团队，从村志、历史、文化等视角深入挖掘资源，结合乡村实际，整体规划布局乡村农文旅产业，做优做强海派文化，凸显一村一品的特色，形成环市区海派乡村文化走廊，让乡村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度假首选地、海内外特色旅游目的地。
总之，推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有必要结合自身的超大城市优势，走“政策创新、资源整合、人才引进、文化兴村”的发展路径。这不仅会为村庄带来更多经济收益，还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进而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大都市提供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本文作者魏晓雁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会计学院审计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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