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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下决心，要为离去的胡承伟兄写几句话了。这几天忙着在乔治亚州一个大学作讲座，白天，好客的主人还带我去参观了一处著名的墓地，其中葬着艾略特的好友Conrad Aiken。夜里半睡半醒，从承伟兄身上想到了鲁迅先生《孤独者》笔下的魏连殳。旅馆古老的壁灯闪烁中，往事的碎片涌入记忆，似乎还带着一丝来自鲁迅笔下的萧索，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胡承伟
胡承伟是我在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学。那次是文革后首次恢复的全国研究生招考，同学间年龄差距相当大，经历也各异。他也来自上海，文革前就入学北大，我却是69届初中毕业生，在里弄生产组踩着缝纫机一路考了上来。有几次在北京图书馆遇见他，他正在修订一本有关法国电影的译作，说好多年轻演员都在问他要书。谈话间，我难免感到底气不足，颇有些小和尚遇上大和尚的心虚。他是法国文学专业，我是跟卞之琳先生学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我们见面其实不多，因为他在北京有自己的家，不与我们一起住宿舍。不过又听说他是寄居在老干部岳父的篱下，他性格狷介，有些不适意处。三年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回了上海社科院，他留京，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
或许是他从电影圈的朋友那里，听闻我与我在北图的女友之间出了一些状况，他还特意来劝我，好像是“有花堪折直须折”的意思。其实他的消息不那么准确，但我感谢他。一两年后，也同样关照我的李文俊老师告知，承伟兄去了深圳。一介书生，我琢磨不透他去那里要做什么，不过这在当时也算是新浪潮。
过了两三年，承伟兄突然打电话过来，说他人在上海，要来“投奔”我这个小师弟。原来他还是要回法国文学研究的老本行，想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立刻为他找了我的上司王道乾所长。道乾先生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王小波后来说过，他是从道乾先生的译本中学到了真正成熟、充满现代感性与张力的汉语。）王道乾先生十分欣赏承伟兄，也与他详尽讨论了莫里哀戏剧研究的计划，但具体到户口与住房问题，却搁了下来。当年要改动户口，真可谓难于上青天，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承伟兄只能又独自返回了深圳。
1988年，我获福特基金奖，来了美国。翌年，承伟兄也来了法国。我很为他高兴，终于他能在法国研究法国文学了。只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他毕竟得为稻粱谋，在一家广播电台先找了份工作，开始像转蓬似地转个不停。还听说他妻子留在了国内，他只身在巴黎，挺寂寞的，加上他多少有些傲世蔑俗的意味，日子更不容易。孑然独立在国外，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确实相当不易。我初心想继续作艾略特研究，却一直要到快三十年后，才得以为一个美国出版社新版的艾略特诗选写了篇小序。
再见承伟兄，要到好几年后。我改行写起了英文小说，在巴黎书展上为我法文版译本宣传、签售，他兴匆匆地带着北岛一路找到了我的摊位。这样，我们又重新联系上了。我的书在法国还算畅销，法国各种各样的文学节又多，我每年都得去一两次法国，有时还更多一些。每次到巴黎，总要与承伟兄聚一聚，聊文学，聊人生的偶然与必然，聊我们先前没谈到的种种。
他住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一处公寓。国内的朋友来巴黎，大多会在他那里挤一挤，“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甚至我女儿裘莉，在一个法国书展上“狼吞”了三十多只法式小三明治的“法粉，”也要到他那里挤一挤，早餐还指定要胡伯伯煎蛋。如此这般，挤掉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开支不在少数。知道法国电台的工资不高，我到了巴黎都会给他带些东西，更找了我女儿在他那里饮食“苛求”的借口，硬给他手中塞了点钱。
有一年，法国“世界报”把我小说《红尘岁月》在报上连载了整个夏天。承伟兄看到了，立即动手将其翻成中文，并在电台安排了播出。然而，他从未向我提过有关翻译的报酬，仿佛这根本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也巧，前一年我刚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教授，北岛夫人甘琦女士出任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我与她联系后，在她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的《红尘岁月》。这本书后来还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华文小说。说来惭愧，这多亏了承伟兄的译笔生花；更惭愧的是，出版社付给他的翻译费甚少。
又过了几年，我在“小众菜园”上读到金宇澄《繁花》的消息，到“弄堂网”上找来看了，大为折服。立刻给承伟兄发了电子邮件，附上“弄堂网”的连接，我相信他一定也会喜欢上这本书。不出乎意料，他特别喜欢，因此还和宇澄兄成了好朋友，不断地给我发有关《繁花》得奖种种的消息，仿佛与他自己获奖一般意气风发。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可在他身上，我却一点也不见相轻的意味。
第二年的巴黎书展，宇澄兄也到了法国，却是承伟兄陪着他走进了我签售的帐篷。我们一起相聚在拉丁区的馆子里，为文学干杯。一次宇澄兄还特地走到我帐篷，苦口婆心地劝我也要用中文写一些东西。我听了，还真写了不少，有一部分收到一本题为《外滩公园》虚构批评集子。同样，宇澄兄也说服了承伟兄，他动手开始写一本名为《花落水流红》的长篇小说。在法国期间，他更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宇澄兄的翻译与导游。听说他们在巴黎的古玩市场还觅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座钟。
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突然接到承伟兄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要借钱有急用。我立刻给他从银行电汇了过去。他在电话中语焉不详，但我有些担心了。承伟兄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孤高不羁，不到山穷水尽，他应该不会开这个口。
接下来是新冠三年，我去不了巴黎看他。大家都忧心忡忡，他的电话也少了。有好一阵子没听到他电话，听宇澄兄说也联系不上他。我接连给他发电子邮件，最终联系上了，他只说是电话号码变了。只是他声音也有些变了，听上去模糊，嘴里像含了个核桃。
又过了些天，他打电话来，说把上次问我借的款子电汇回来了，声音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接下来却又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宇澄兄急了，打电话到承伟兄在上海妹妹的家里，才得悉他病倒了。中风、脑梗、心脏也出了毛病，被送进了医院，接着转入了护理院。那里，我女儿去看过他两次，说胡伯伯几乎认不出她了，很伤心。去年我也有一次去巴黎，但只有半天时间，女儿说根本来不及去远郊的护理院，下次吧。
想不到，没有下次了。
回想起来，承伟兄身前也给我介绍过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其中有张宁女士，她在日内瓦大学教书，还邀我到她那里讲过两次课。听她说，承伟兄在国内的妻子曾到巴黎来过，他给她买了一张旅游团票子，让她在法国转了一大圈，无声无息地回去了。承伟兄去世后，也是张宁给我转了一篇他朋友写的悼念承伟兄的文章，文中提到承伟兄后来在巴黎有过一个女性朋友。聊到未来的打算时，他提到他要写书，她却大不以为然，说这把年纪了，何苦呢？他来火了，两人居然就此分手。
再回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虽然魏连殳所处的时代使他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小，但他还在积极地探寻人生的意义，坚守自己操守与理念的人，与世不合，因此孤独、潦倒落魄。他最后在世俗的意义上“胜利”了，成了杜师长的顾问。内心却清楚他是失败了，居然与他痛恨的那个社会沆瀣一气，吐着血，孤零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承伟兄呢？
不管人们会怎样评价，他终究还是守住了自己一介书生的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逝者如斯，水流不断冲刷、已悄悄冲走了他底线的基础。
“于是我们继续击水。逆水行舟，却不停地被水冲回了过去。”
（作者裘小龙，翻译家，作家，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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