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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轨迹，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澎湃新闻特设系列专题，追踪最新的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探讨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从晚清政治的轨迹探寻，北洋海军的海外奇缘，到参战士兵的个人历史，再到战后的赔款与借款，战争的纪念与记忆，内容涵盖战史研究、政治变迁与历史记忆等多维视角。
明治时代以降，随着日本一再进行对外战争，军方（集体或个人）编纂的相关战史亦是层见叠出。以甲午战争为例，日军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分别编纂了《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904-1907年出版）与《廿七八年海战史》（1905年出版），这两部官方战史被研究者视为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陆军大学校教官誉田甚八著有《日清战史讲究录》（1911年出版）作为授课讲义，曾被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译为中文。除了这些公开出版的著作，一些未刊的甲午战史近年来也被学界介绍或利用，如日军军令部编纂的秘密战史《征清海战史》（1900年成书）、参谋本部编纂部长东条英教匿名所著《征清用兵 隔壁听谈》（1897年成书）。
日本军方编纂的未刊甲午战史尚不止于此。譬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数部被用作陆军大学校讲义的甲午战史，鲜为人知。其中，《日清战史讲义摘要录》（以下简称《摘要录》）一书体量最为庞大，内容也最具特点，其作者是时任陆军大学校教官的谷寿夫。管见所及，仅日本学者大泽博明曾对该书略作简介与征引，此外似无学者关注。本文拟结合日本军方战史编纂与军校教育的背景，联系与对比若干相关战史著作，探讨该书的编纂情况与历史书写，并将其置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予以评析。
谷寿夫
成书背景与基本内容
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摘要录》系孤本，目前仅存第一卷，为油印本。其封面正中以墨笔书写“日清战役我帝国开战准备实情”（即该书第二章题名），其右书有“特秘第百叁号／第三期专攻科用 日清战史讲义摘要录第一卷／陆军步兵大佐谷寿夫述”，其左书有“陆军大学校”，并钤有“极秘”与“本书用后归还陆军大学校”戳记。
可见，该书是谷寿夫担任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大佐教官时撰写的讲义。谷寿夫在1924年2月至1927年3月间担任陆大教官，1925年3月升任大佐。而“专攻科”指的是陆大从1924年12月起招收的“专攻学生”，第三期学生应于1926年12月入学。据此可知，该书的成书时间大约在1925年3月至1926年12月之间。
如前所述，此前已有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究录》等陆大甲午战史讲义出版，谷寿夫为何还要撰写《摘要录》？这需要从陆大专攻学生的定位说起。此类学生系从陆军中佐、少佐中选拔入学，每期10人，为期一年，旨在“对高等用兵进行深厚研究”。其学制较为宽松，学生在所授课程之外可以凭个人兴趣自由研究，毕业时提交一篇论文。相对于从中尉、大尉中选拔的陆大三年制普通学生，专攻学生的定位层次更高、更具研究性。其课程设置极为简单，仅有战术（80次）、战史（100次）两门。可见，战史课程在专攻学生的教育中分量极重。根据1928年的陆大授课表记载，专攻学生的战史课程包括甲午与日俄战史、欧洲战史以及海战史三部分。
而《日清战史讲究录》是面向陆大普通学生的讲义，其内容更偏重于战术层面，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各场战斗。而且。该书除总论与附录之外，主体部分仅《奉天省东南部作战》《旅顺半岛作战》两章，并未涵盖甲午战争的全部过程（如朝鲜、山东与台湾作战）。谷寿夫自然会认为，这样的讲义并不适合层次较高的专攻学生。
全书贯穿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从开战前夕一直写到《马关条约》生效后的侵台作战，视角偏重于日方军事战略。正如第一章《绪辞》所言，该书“以记载高等统帅部作战指导之真相为主”。扉页中还列出一项要求学生思考的问题：“评论日清、日俄两战役中关乎我最高统帅之重要诸件，并从中摘出教训。”仅现存第一卷（共九款三十五项）就有300余页，可以想见全书体量的庞大。
值得注意的是，谷寿夫在撰写《摘要录》之前，还撰写了一部类型相似的《日俄战史讲义摘要录》。该书系面向陆大第一期专攻学生的讲义，共十二卷二十一章。该书长期高度保密，锁在陆大的保险柜里，即使是讲授时也不会下发给学生。1966年，该书以《机密日俄战史》之名正式出版，成为日本学界广为引用的日俄战争基本文献。《摘要录》在论述甲午战史时经常引申到日俄战史，因此不时征引《日俄战史讲义摘要录》内容。《日俄战史讲义摘要录》有时也会提及甲午战史以资参考。
史料来源
相较于时间更近、规模与影响更大的日俄战争，日本军方当时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并不热心。以日本陆军最高学府——陆大为例，尽管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甲午战史曾纳入该校课程，但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并成为“历史”之后，甲午战史的意义相对弱化，因而从课程中退场。根据1928年陆大授课表记载，当时陆大普通学生的战史课程包括“本邦战史（日俄战史）”“欧洲战史”与“邻邦战史（美俄两国战史）”三部分，并没有甲午战史。谷寿夫在《摘要录》的《绪辞》中指出，尽管甲午战争对日本意义重大，“吾人苟研究战史，不可忽视，然从来用兵家对关于本战役（引者按：即甲午战争）之研究，往往等闲视之”。在他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缺乏：“究其所以，乃因可供捕捉其真相之资料付诸缺如。结果，今日如欲进一步探求其内幕，则属难中之难。”
其实，日本并不缺乏研究甲午战史的原始资料。但在当时，这些资料往往严格保密，即使是军方人物也不易获取利用。关于《摘要录》的史料来源，谷寿夫在《绪辞》中写道：“幸而尚存零碎贵重之一二记录，且有若干参画帷幄之将士健在，讲述者（引者按：即谷寿夫）兹综合此等资料，以资诸官（引者按：即听课学生）之钻研。”也就是说，谷寿夫综合参考了文字资料与口述资料。至于具体资料为何，书中并未言明，但可以根据内容推断一二，以下略作分析。
作为当时日本公开出版的内容最为详尽的甲午战史，《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以下简称《日清战史》）自然是《摘要录》参考的对象之一。不过，《摘要录》的重点在于日方军事战略，而《日清战史》对事涉机密的这一问题着墨不多，主要篇幅叙述作战过程（这也正是当时日本军方战史编纂的共通特征）。因此，尽管该书数处注明，相关详情可参见《日清战史》第某卷，但《绪辞》声称，书中“对公刊日清战史第一至第八卷所记述者，悉数省略”。可见，《日清战史》对《摘要录》而言并非十分关键的史料来源。而且，《摘要录》还指责《日清战史》的记载有失实之处（详后）。
相对而言，陆奥宗光所著回忆录《蹇蹇录》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陆奥是甲午战时的外务大臣，其书内容涵盖了从开战前夕到战争结束的日方外交决策与活动。《摘要录》在述及日方决意强行“改革朝鲜内政”时大段摘录《蹇蹇录》相关内容，并说明：“披露此时我外相之内心者，乃彼之《蹇蹇录》，兹将其要领摘记于次。”述及“高升”号事件时，又说明“本记事乃陆奥外相记录之拔萃”。除此之外，书中征引《蹇蹇录》而未说明之处亦有不少。
此外，《摘要录》还全文抄录了不少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军方机密文件（包括高级将领的私人信函）作为附录，如1894年6月兵站总监部附员藤井茂太、参谋本部编纂课长福岛安正分别前往汉城、仁川、釜山等地侦察之后提交的报告，同年6月17日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致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函，7月某日第三师团长桂太郎致川上函。在引述桂太郎1894年6月27日致川上函时，谷寿夫为了“保持最高统帅部机密”而将关键内容略去，并说明仅在授课时口述该内容，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这些文件的具体来源尚须考证，但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可以想见，该书的写作中，必定还会参考不少其他类似文件而未注明。《摘要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东条英教所著《征清用兵 隔壁听谈》（以下简称《听谈》）。东条在甲午战争时任参谋本部第一局局员兼大本营陆军参谋，少佐军衔，尽管职位不高，但身处军方中枢部门，深悉战略决策情况。1896-1901年间，他担任参谋本部编纂部长、第四部长，主持了陆军官方甲午战史（即《日清战史》）的前期编纂工作。他主张对编纂工作不惜投入，并应以“直笔”记述战争原貌，因此与上司寺内正毅起争执，最终被调离参谋本部。《听谈》一书，是他在《日清战史》编纂工作刚刚起步的1897年以个人身份撰写的一部甲午战史著作。
大泽博明指出，《摘要录》现存第一卷中有不少内容源自《听谈》（尽管书中从未明言），但论证欠丰。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下文将举例说明若干具体引用之处。首先应当说明的是，两书具有强烈的内在一致性。其一，两书都侧重战略而非战术。《摘要录》的主旨如此，前文已述。而《听谈》的序言写道：“此书之记述主要在用兵之内幕，故尽量省略战斗动作，唯记胜败分歧之所。”所谓“胜败分歧之所”，即决定胜败的关键场合，亦即实施战略决策的节点。
其二，两书同样未曾公开出版。如前所述，《摘要录》是“极秘”级的陆大内部资料。而东条写作《听谈》时使用了“门外生”的化名，并在序言中声明：“此书固非以公诸于世为目的而记述，不外乎不惮概录用兵之事实，聊益后来者而已。当令何等人士阅读，请将军选之。”“将军”即东条的上司、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东条请他选择《听谈》的阅读对象。在谷寿夫写作《摘要录》时，川上与东条早已亡故，而《听谈》仍然仅限在陆军内部小范围阅读。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内部资料性质，两书的写作都较少顾忌，能言他书所未敢言者。东条虽然未能让《日清战史》贯彻自己的“直笔”理念，但在《听谈》中披露了诸多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兵之内幕”。《摘要录》亦是如此。该书的主旨在于记载“高等统帅部作战指导之真相”，书中亦频频出现“真相”二字。那么，《摘要录》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真相”？
相对于公开战史的“真相”
当然，《摘要录》对甲午战争的叙述不可能完全符合史实。不过，与《日清战史》这种公开出版的战史相比，《摘要录》确实道出了不少被刻意遮蔽或扭曲的“真相”，在此选择若干略作对照。
（一）对中日开战原因的诠释
《日清战史》第一章《战争之起因》开篇写道：
日清两国之对韩（引者按：即朝鲜，下同）意见久已相异。我（引者按：即日本）承认其独立，启发诱导之，以全邻交之谊；彼（引者按：即中国）以之为属邦，羁束其独立进化。彼我意见大相径庭，遂不得已而至干戈相见。
这种将开战原因归咎于中国“阻碍”朝鲜独立与改革的论调，是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贯的宣传口径。而且，尽管是日本挑起了战争，其官方宣传却试图将自己描绘为被动应战的一方。1903年7月，接替东条英教担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大岛健一向参谋本部部长会议提交了一份意见书，主张修改对此前东条确立的《日清战史》编纂原则。其中第三条要求如此书写战争的爆发：“对于改纂战史，所见成果当将发端如此示之：我政府始终和平处事，而清廷不顾我国利权，不惜干矛染血以达其非望；彼先对我显露抗敌之行为，而我遂不得不有以应之。”最终成书的《日清战史》，也确实秉承了这样的指示。
然而，《摘要录》的论调却大异其趣。该书第二章第一款《绪言》开篇写道：“关于本战役（引者按：即甲午战争）之开战准备，军部夙已洞察清国将来之态度，为占先制之利，尽力作出积极行动。”此处日本军方的形象，显然绝非“被动应战”。第二款题为《引诱开战时我中央当局之开战准备》，措辞颇可玩味。所谓“引诱开战”，亦即日方有意促成开战。该款第一项《日清两国对于韩国国际地位见解之径庭与两国间之抗争》开篇写道：“在国防上，我帝国之生存与韩国（引者按：即朝鲜）有密切关系，非自近世而已。” 这样的立论，完全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而非标榜“道义”。该项末尾又如此总结战争前夕的中日朝关系：
要之，韩以贫弱，不足有为，徒负独立之空名，为事大之观念所驱，屡酿事端，以累及我，背弃欲为其友邦之我帝国，反左担［袒］视其为属邦之清国，从我国防之立场出发，不能熟视无睹。如此，日清之间显然已有开战之兆。
这种论调，不仅未将开战责任推给中国，甚至表示当时的朝鲜亲华拒日。既然如此，日本声称因“扶助”朝鲜而对华开战的说辞自然不攻自破。更有甚者，《摘要录》还披露了开战前夕日本军方假手民间团体玄洋社在朝鲜挑起冲突的密谋。书中记述了的野半介等玄洋社员与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一段对话：
访者（引者按：即的野等人）进而急迫诘问：“何不鞭挞为堂堂主战论所集矢之政府当局耶？”中将（引者按：即川上）徐徐开口言道：
“余乃军人，不得容嘴［喙］政治。玄洋社所属诸子，于如斯危急之场合，可愿为国家付出生命否？”
访者之一人答道：“玄洋社员悉有付出生命之觉悟。”中将更曰：
“可从速着手放火。若火势燃起，灭火则为吾人之职责也。”
所谓“放火”与“灭火”，即由玄洋社制造事端，以便日本出兵朝鲜进行干涉。书中接下来写道，玄洋社随即组织名为“天祐侠”的团体前往朝鲜，导致随后出现“东学党背后有日本人”的传言。关于这一密谋，在《摘要录》成书之前已有若干日本书籍有所披露，但将其写入军方战史尚属首次（即使是《听谈》亦未曾提及），可见该书丝毫不惮坦承日方蓄意挑起战争的事实。
（二）对日本战前准备的论述
众所周知，在甲午战争前的多年间，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做了大量备战工作；时至战争爆发前夕，更是紧锣密鼓地筹备战事。出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考量，《日清战史》对前一方面几乎未曾提及，对后一方面亦是言之甚简。而《摘要录》的相关记述尽管不算面面俱到，但至少详尽得多。
譬如，书中第五项《参谋本部对于混成旅团派韩之准备》指出，1894年6月日军混成旅团被派往朝鲜之后，日方不仅向该旅团下发了朝鲜地图，由于考虑到可能对华开战，还紧急修订印刷了“预定为作战地”的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五处的二十万分之一地图，分发给全军。同一项内还列有一份《日清战役开战前参谋本部谍报者配置一览表》，统计了日军安插在汉城、北京、天津、上海、汉口与海参崴的情报军官。其中，除两名公使馆武官公开军人身份外，余者皆为“秘密视察员”。接下来，书中毫不掩饰地声称：“参谋本部夙来预期与清国交战，预先于平时留意侦察。尤其是川上参谋次长预期早晚将会进攻旅顺要塞，故投入大量经费努力侦察。结果至开战时，其备炮之种类、数量等细节殆已明确侦知。”而这些内容，《日清战史》丝毫未曾提及。
《日清战史》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也不如《摘要录》那样保持原貌。例如，1894年7月30日，即中日互相宣战的两天前，日军发布了一份“作战大方针”。《日清战史》第一卷第八章记载了其内容，但《摘要录》指出，其文字是“日后增删订正”的，并引用了该文件的原始版本。经与日方战时档案比对，可知《摘要录》引述的“作战大方针”确系原文。其开头两句如下：“兹规定之方针，乃以与清韩二国有作战关系之场合而定。我军之目的，在于将主力输送至渤海湾头，与清国一决雌雄，朝鲜之兵力则不置于眼中。”
而《日清战史》所收录的“作战大方针”并非原文，而是“要旨”，开头的表述为：“我军之目的，在于将军队主力输送至渤海湾头，与清国一决雌雄。”该书仅总结“要旨”而非照录原文，并非仅仅出于节省篇幅的考量。根据“作战大方针”原文的表述可知，日军在开战前夕明确将朝鲜视为与中国同等的敌国。鉴于日本的官方宣传一再宣扬“扶助”朝鲜，公开战史中自然不便出现这种表述。
《摘要录》还指出，《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对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战略计划的描述，同样“全然为日后修饰者”（《日俄战史讲义摘要录》对此亦有揭露）。书中进而表示，各国官方战史皆会存在此类问题，研究战史时必须加以留意。
（三）对日方内部矛盾的披露
《日清战史》中记述的日方决策层，可以说是铁板一块，看不到任何龃龉之处。其实，其初稿并非如此，披露了不少政府与军方在战前交涉中的分歧，甚至认为“军衙夙以兵力解决事件，内阁刻意立于被动”。但是，前述大岛健一意见书对此大加指责，认为“叙开战前内部之异见，则令人质疑元首统一文武之大权”。因此，此类“不和谐”的内容在《日清战史》中皆被删除。
《摘要录》对日方内部的各种矛盾则毫不吝惜笔墨。其一便是政府与军方的矛盾。书中第二章第一款开篇声称，军方在开战前的态度是“为占先制之利，尽力作出积极行动”。接下来又写道：“与之相对，政府方面，中央政厅与驻外使臣持续被动消极之态度，未能看破最关紧要之开战时期。”也就是说，在谷寿夫看来，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开战前的态度有所分歧，分别是“消极”与“积极”的。
接下来，书中一再强调这一矛盾，并极力批评政府的“消极”。第二章的结论部分总结道，关于甲午战争的开战时机，“（日方）战略上之要求，多为政略之优柔寡断所压制”。书中甚至不惮为此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府高层，即使对首相伊藤博文也毫不客气，如提及民间强硬派将他讥为“阅兵式之大将”（意即按兵不动），甚至声称日本未能迅速以武力解决朝鲜交涉“皆是宰相之过也”。而《听谈》中也有诸多类似论调，某些词句甚至被《摘要录》直接因袭，前述“皆是宰相之过也”一句便是如此。不过，《摘要录》在这一方面所费笔墨更在《听谈》之上。
甲午开战之前，日方决策层内部确实存在矛盾：陆奥宗光与军方高层的态度较伊藤博文更为激进。但是，谷寿夫显然夸大了这样的矛盾。如日本学者斋藤圣二所论，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政府与军方（或曰政略与战略）虽有对立，但就总体而言，双方的协同仍属主流。谷寿夫如此浓墨重彩地渲染双方的矛盾，应该说是另有深意的。
其二是陆军与海军的矛盾。众所周知，日本陆海军由于派系分野、利益纠葛等问题，一向矛盾甚多，而甲午战时初次运行的大本营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这一矛盾。其时的大本营以掌管陆军军令的参谋总长为幕僚长，成员也多为参谋本部职员。《摘要录》认为，这样的组织形式是“理想的”。不过，海军方面对此颇为不满，颇有杯葛之举。大本营成立后，陆海军首席参谋分别由参谋次长与军令部长担任，而军令部长仍按平时程序，以军令部长而非海军首席参谋的头衔向大本营幕僚长（参谋总长）递交公文，以显示海军与陆军的对等地位。这样的对立情绪，也影响到了日方战略的制定。书中声称，在甲午战争中，“陆军之作战大方针常被彻底颠覆，究其所以，一大原因在于与海军之作战大相径庭。”拟订作战方案时，大本营幕僚长炽仁亲王身为皇族，并不介入陆海军之间的争论，而陆海军首席参谋往往各行其是，互不相让。谷寿夫甚至在书中感叹：“噫，难哉，陆海军之协同也！”这些论调，往往左袒陆军而责难海军，多少也掺杂了谷寿夫身为陆军军人的门户之见。
其三是前方与后方的矛盾。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在外交与军事领域，前方与后方出现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摘要录》第二十项《派韩使臣及军队之积极行动与加以掣肘之政府及大本营》便描写了这样的矛盾：1894年6月底，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一再催逼朝鲜政府否认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而日军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也将兵力集中到汉城附近，预备一旦朝鲜政府屈服便攻击驻朝清军。大本营此时的态度相对谨慎，指示大岛不得擅自动兵；政府方面也训令大鸟，禁止他采取过激手段。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一项的末尾，谷寿夫写道，其时的“当事者”中间没有出现“力排群雄之毅然英杰”，“不可不谓之遗憾”。也就是说，他完全赞成大鸟与大岛的做法，主张一味强硬，武力解决。
除第一卷外，书中其余部分可能也涉及了前后方的矛盾。根据该书总目录第八章《大本营根本企图随第一军猛进而瓦解之实情与冬期战势》与第十章《第一军司令官提议辽阳攻击案之专姿［恣］与大本营之苦衷》的题名，可看出这两章描写了第一军与大本营的矛盾。而《听谈》第十六、十八节题名分别为《大本营与第一军关于保有海城之分歧》与《第一军作战之概要 附军司令官之专恣》，与之颇有类似之处。参照这两节内容，可以判断《摘要录》第八、十章的主旨：1894年12月14日第一军攻占海城后，提议增援该军以巩固与扩大战果。但大本营认为辽东半岛并非日军的首要战略方向，主张第一军应收缩兵力，准备按照“作战大方针”在直隶登陆。而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一再固执己见，致使大本营不得不同意第一军继续在辽东作战。1895年1月23日，野津又提议由该军向辽阳发动攻击，大本营认为这与原定作战计划无关，因而不予采纳。然而，野津依然我行我素，不仅以辞职相威胁，还决意自行其是，致使大本营再次下达严令，方才打消了他的念头。
以军国主义为本的“教训”
综上可知，《摘要录》记述了诸多不见于《日清战史》的史实。不过，这种对“真相”的披露并非源自史家式的存真理念，而是完全出于强烈的现实目的。作为讲义，《摘要录》的功能在于指导陆大“专攻学生”。如前所述，书中扉页给学生提出的总体性要求是在战史中“摘出教训”。谷寿夫显然认为，该书若像《日清战史》那样写得四平八稳、遮遮掩掩，就无法深刻地总结教训。在《日俄战史讲义摘要录》的序言中，他也一再强调研究战史的“内幕（裏面）”即“秘密战史”，将其看作“研究之要领”，甚至声称“此内幕亦有其内幕”。
谷寿夫在《摘要录》中对甲午战争“教训”的总结，不仅限于战史本身，而是时时引申到日本将来的军事战略，体现出鲜明的“致用”意识。以下试举几例：
前文已述，谷寿夫在论述大本营的设置时，指出此举激化了陆海军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一问题“足以作为平时准备之教训，以备将来之作战”，并介绍了自己对将来设置大本营的若干意见，表示“望诸官（引者按：即听课学生）研究其可否”。值得注意的是，谷寿夫在举例说明大本营幕僚长可根据作战情况选择陆军或海军将领充任时，所举例证为“‘满洲’作战以陆军，菲律宾作战以海军”。这两个例证，犹如对日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太平洋战争的预言。
在论述参谋本部第二局在开战前夕制订针对中国的“讨清策”时，谷寿夫指出，尽管参谋本部此前已经准备了“基础资料”，但工作仍然不够完善，因而不得不临时紧急制订，进而强调：“吾人不可不预想，如何考察将来之作战，平时准备须得周到。”
在论述甲午战前参谋本部向朝鲜、中国派遣间谍时，谷寿夫声称“为将来作战计，平时准备现地侦察之紧要，不可不察”，并指出日方当时对釜山、汉城之间的道路情况一无所知，导致不得不“周章狼狈”地临时布置侦察。另外，他认为，尽管当时日方间谍活动的规模远逊日俄战争，但是“对于将来之远东作战，可用作彼此对比之参考资料”。
这些论说无不着眼于“将来之作战”，充满明显的扩张意图。更有甚者，谷寿夫对甲午战争“教训”的分析也并未限于军事战略层面，有时还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在书中第三十四项（日军战前的运输与通信工作）的末尾，他写了一条“附记”：1894年6月，长冈外史、山根武亮两名军官提出修筑“满韩联络铁道”以便日军作战的设想，但在甲午战争期间并未付诸实施。战后，日本“醉于和平之风”，一时没把在朝鲜筑路提上议事日程，直至1902年才开始修筑京釜铁路（汉城至釜山）。由于动工较晚，该铁路在日俄战争中并未发挥什么作用。
其实，日本在朝鲜筑路相对较迟，并不能归因于“醉于和平之风”。这种论调，折射出谷寿夫对扩张的急切心态。而他接下来的评论更加露骨：“以此一事，吾人于太平之今日，不可徒心醉于缩小军备、削减军费，不得不深谋远虑，有所准备。此非前辙而何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高涨，列强纷纷着手裁军。日本不得不于1922-1923年与1925年相继进行“山梨军缩”与“宇垣军缩”，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从1922年度开始连年下降。《摘要录》的写作，正处于这一时期，前引文字显然反映了谷寿夫对裁军的不满。
这一时期日本民主主义运动同样高涨，民间舆论纷纷批判军部，政党一再试图限制军部的权力，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降低，军部、军人随之也产生了危机意识与逆反心态。这一情况在《摘要录》中亦有反映。如前所述，该书第二章结论宣称，关于甲午战争的开战时机，日方的战略要求多为政略所“压制”。谷寿夫顺着这一逻辑，在结论的末尾写道：“于武人势力庞大之日清战时尚且如此，况于其势力失坠之当下及将来战时，此点更不可不留意也。”“势力失坠”四字的背后，是谷寿夫身为军人对“大正民主”的反抗情绪。与之类似，第二章开头也写道，鉴于“军部之威势在政府当局中最振之时，尚且威令不行”，为将来的战争考虑，日本必须具有“中央统帅部周到之平时准备”与“面临危机时快刀乱麻、当机立断之手段”。言下之意，当时的日本属于军部“威势不振”之时。
明乎此，便可更深刻地理解《摘要录》为何夸张地渲染甲午战时日本政府与军方的矛盾，并极力批判政府的“消极”。《摘要录》着重参考的《听谈》同样存在这种论调，但尚属就事论事。而《摘要录》对此更是联系现实、借题发挥。谷寿夫所针对的“政府”，不只是甲午战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更指向“大正民主”时期试图限制军部权力的政党内阁。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府，应该对军部的扩张野心完全听之任之，无意（或无力）干预。这正是当时军部（特别是陆军）政治独立意识的一个缩影。《摘要录》看似只是一部甲午战史著作，从这一角度却能读出日后军部势力日益跋扈，通过不断扩张权力与对外侵略将日本推上不归路的轨迹。
结语
谷寿夫撰写的《日清战史讲义摘要录》，是一部相当独特的甲午战史著作。该书仅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有第一卷，尽管残缺不全，但体量已经颇为可观，亦足以体现全书的特点。作为面向陆军大学校“专攻学生”的讲义，该书针对此类学生的定位，偏重于甲午战争中的日方军事战略。书中运用的史料相当丰富，包括官方战史、回忆录、军方机密文件与当事人口述，尤以东条英教所著《征清用兵 隔壁听谈》最为重要，两书具有强烈的内在一致性。
不同于《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等公开战史著作，《日清战史讲义摘要录》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的内部保密资料，其写作因而较少顾忌，披露了诸多官方宣传未敢言及、言之未详或予以扭曲的“真相”，如日本军方蓄意开战的态度、日方战前的种种准备以及日方内部的各种矛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该书对“真相”的披露，完全出于强烈的现实目的，即通过总结甲午战史中的“教训”服务于将来的战争，充满明显的扩张意图。书中渲染甲午战时日本政府与军方的矛盾，并极力批判政府的“消极”，最能体现这样的意图，也折射出“大正民主”时期军部对政党内阁的恶感。因此，该书除研究甲午战史之外，也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3期，原题为《“真相”与“教训”：谷寿夫〈日清战史讲义摘要录》剖析〉，作者吉辰为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