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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像那棵长刺的草,在遭遇风吹雨打甚至被拔掉后还能重新扎根。
记者 | 刘车仔
编辑 | 陆一鸣
三年前,出版品牌乐府文化(现已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创始人涂涂收到了一份书稿。这些文字,和他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作者是一个不识字的苗族女性——阿包。
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在带外孙女、干家务活、照顾丈夫的空隙,阿包终于坐下来,对着手机讲述过去的故事,每一段最多 60 秒,她再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然后仔细誊抄在纸上。
故事始于黔东南深山里。1968 年,雷山县固鲁村,一个普通苗族家庭里,一个小女孩出生了。11 月,贵州漫山遍野里生长着一种长满刺的植物,于是父亲给她起名阿包,意思是长刺的草。这似乎隐喻了她日后的半生。
路边的长刺的草,叫作金樱子。(图 / 吕思音提供)
在书稿的开头,她写道:
"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述说自己的人生,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因为投错胎才来到人间的什么动物?我的前世难道是猪?是牛?是马?还是别的什么牲口?我因为走错来到了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
经过口述转写,这些连她自己都不能全看懂的文字直白却有力,带着强有力的对命运的控诉。幼年丧母后,阿包被迫退学,20 世纪 80 年代,16 岁的她从深山出发,外出当保姆、当保洁,在底层摸爬滚打,可遭逢的厄运接二连三。阿包被拐卖过、被诈骗过,在那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她就像那棵长刺的草,在遭遇风吹雨打甚至被拔掉后还能重新扎根。
2024 年 12 月,在辗转几年后,《阿包》终于由乐府文化出版。
便笺本上的写作
阿包的丈夫潘年英是第一个打捞那些故事的人。
2021 年的一天,很晚了,潘年英从卧室走到书房,看到阿包坐在书桌前,正在埋头滴滴答地用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字。阿包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怎么还会写东西?
他凑近一看,阿包写的字竟然还可以,笔画清楚,故事也写得好,只是错别字挺多。
每天晚上或者中午,在把外孙女哄睡、潘年英也去睡觉后,阿包开始偷偷地拿起笔来。写什么呢?她想像丈夫一样写。坐下来,漫长人生中的记忆如雪花般扑来,但她不知道该抓住哪一片。
阿包写字的笔记本,另一边是孙女在上面的画。(图 / 吕思音提供)
2018 年,潘年英因为腰椎间盘凸出请阿包帮忙护理,两个人因此重逢而结合。在每天给潘哥按摩的时间里,阿包不知不觉聊到了往事。任意一个思绪的线头,都能拉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叙事。潘年英听得认真,阿包也讲得越来越多。有很多记忆,她几乎保存了半辈子,从来没对人说过。
潘年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出于对田野调查的敏感,他对阿包说,这些故事很有价值,可以写一本书。阿包哪会写?她就说:好嘛,那你帮我写。
一生里,阿包几乎没有写字的机会。这一生,阿包对写字最难忘的印象是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让她写下名字,好送她回家。那时候她连名字都写不好,生怕自己没写对就错过了回家的机会。
阿包在写字。(图 / 潘年英摄)
阿包想写的愿望第一次浮现,正是在那次被拐之后。她想写下来,让女儿看到自己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见潘年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她决定不等了,去超市买来两本便笺本,像在微信和抖音上跟人聊天一样,先讲话给手机听,再按 " 转文字 " 键,语音就变成了文字,最后她再抄到本子上。
潘年英觉得惊喜,又给了阿包两本笔记本,鼓励她继续写。" 它代表的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在(20 世纪)80 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渗透到城市各个领域。阿包的视角,是蚂蚁的视角。"
普通人嵌在时代里的视角一直很稀缺。(图 /《三峡好人》)
断断续续写了半年多,阿包写满了两本便笺本和两本笔记本。潘年英接过手来,做起了最初的编辑工作。一来文本里错别字很多,也没有标点,一大串连在一起;二来很多句子的语义读起来并不完整,很多时候他要重新去问阿包,才能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写清楚。
之后,潘年英找了好几家出版社,有出版社热情接待他,但觉得文本太口语化,希望能把书稿改成像《秋园》一样的文本。但潘年英觉得不对——杨本芬是有文化的人,要求阿包的文字变成《秋园》,不对。
他希望保留阿包原本的讲述风格。他说,如果变成文学化的文本,还不如当事者用口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得有力,不仅不能改,还要保留阿包的语气。
他说:" 因为现实的荒诞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阿包的口述,力量如此巨大,它很直接,几乎就能冲撞进你心里。"
眼见出版无望,他打算只打印出来就给阿包的女儿,完成阿包的愿望就好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乐府文化的涂涂找了过来。他也同意潘年英的看法,这些文字不能改,改了它原本的力量就会消失。
最终,乐府文化接过了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阿包的讲述,除了错别字和标点、讲述顺序的改动,几乎是原来的样貌。
作者 : 阿包
出版社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 乐府文化
" 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 "
2024 年 11 月初,我跟着阿包和潘年英去摆贝苗寨过苗年。在宾馆的厨房里,阿包端着牛瘪火锅走出来——这些年来,即便在外面,只要有条件,阿包都会做饭。
阿包一米五出头,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暗红绣花的上衣,饱满的脸看起来有些亲切可爱。在饭桌上,她亲切明快地招呼人,以至于跟她待在一起,会很自然地和她亲近起来。
阿包会随时拿起手机来记录生活。(图 / 作者摄)
在吃饭前,安排好大家的碗筷,她便拿起手机来录一段抖音视频。在随后几天的路上,只要开一个话头,只要有人想听,阿包便会进入某一段往事的讲述中。我发现,每讲一句话,她会把尾音稍微拖长,那是一种诉说的、感慨的调子。这也许来自苗族歌谣的传统。
有时候坐下来,阿包会主动提议唱首苗歌,歌词是现想的,想到什么就用歌谣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寨子里高高的山头上,远处的雾慢慢散开,视野十分开阔。对着远方的山,阿包开始唱了起来,我听不懂歌词,却感到这歌声里强烈的诉说和情感意味。她连唱了几首,第一首是表达今天出来摆贝苗寨玩,很开心。她唱的最后一首,是伤心的歌,也是她最不喜欢的:
" 在娘家愁啊,在夫家也愁,去到那山岗,去寻找一株茂盛的草、去找一棵葱郁的树,拿一根绳索,吊死算了,谁人在乎我呢?"
她解释说:"(我)家里穷,想着嫁人会好过一点,可嫁到夫家发现日子更难过,还不如回家。" 从小,没有人告诉阿包,女孩的命运转折,除了嫁人,还有读书这一种。阿包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读书。
她说,自己小时候对于 " 读书才有出路 " 并没有概念,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想上学。
8 岁的时候,阿包的母亲生病去世了;隔年,继母带来了 4 个孩子,家里一下子有了 8 个孩子要养活。" 女孩子读什么书 ",于是,家里只有两个哥哥能上学。
阿包小时候的家庭照。(图 / 阿包提供)
直到 12 岁的时候,阿包通过采草药卖钱,才为自己争取了两年上学的机会。但在那之后,缺乏劳动力的家里很快又把作为女孩的阿包叫回家。她在书里写:" 每当路过学校,听到里面琅琅的读书声,心里就很难受。"
后来,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她几乎忘光了上课的知识,就连名字也忘记怎么写了。多年前,当她好不容易从被拐卖的家庭中逃出来的时候,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她被要求写下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惊魂未定中,她怎么都写不出来贵州两个字,连自己的名字下面的一个 " 日 " 也写得歪歪扭扭。她生怕写错了,就回不了家。
这一生,阿包的人生充满了欺骗与厄运。她觉得,这一切都跟 " 没有文化 " 有关。
1984 年,16 岁的阿包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当保姆。她不仅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城市对她来说就像大型的迷宫。每次表姐带她去买菜,走在路上,她就记路上的标志,记住不同的电线杆上的广告,以自己的方式标记空间。
后来,又过了曲折的几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 20 岁的同乡老赵。她慨叹自己 " 头脑简单 ",当时以为只是交个朋友,稀里糊涂结了婚,后来生了 2 个女儿。她说,当时为什么会在老赵家留下,其实是心里很想有个自己的家,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16 岁的阿包。(图 / 阿包提供)
在城市里,没有文化的阿包,为了养家糊口,几乎使尽浑身解数,挑煤、扫厕所、帮人做家务、卖菜。几年后,她努力经营的家在一场因为 " 超生 " 引发的处罚中,被打回原型。
最惨痛的记忆,发生在小女儿 3 岁的时候。那时已接近年底,在贵阳人才市场,阿包遇到了承诺给她找活做的陌生女人,三天后,她登上了开向河北的火车。直到进村住下那一刻,她才后知后觉——自己被骗了。那家人花了 3500 元,从人贩子手里买下了她。
其实最初她有过被解救的机会。拐卖的家庭听说阿包已经结扎,没有生育能力了,便让阿包发电报到家里发来赎金赔偿损失。阿包发去电报后不久,两个穿制服的人上门来问阿包,要不要回去。当时阿包心里没底,懵懂地拒绝了," 当时哪里知道嘞,怕又来了个骗子,不知道要被骗到哪里 "。消息传回老赵那里,老赵以为,阿包跑了,不回来了。后来,在自己的书稿里,阿包讲述了自己如何出逃,在两个多月后回到家里。
但像阿包这样最终逃出的被拐女性,少之又少。在阿包被拐之前,她的亲妹妹也曾经失踪了长达 5 年。大约在 1989 年,阿包妹妹和同乡一个女孩初到贵阳找活计,阿包记得妹妹和那个女孩一大早就搭乘公交车到人才市场,之后就没回来。
5 年后,阿包与妹妹重逢。妹妹不是一个人回家,她还带着丈夫和儿子。阿包说,当年妹妹被拐到安徽一个偏僻的农村,发现这男人勤快、人挺好,就留下来了。但关于妹妹当时的挣扎和最终如何接受命运,无人知晓。
与妹妹一同被拐到安徽的那个女孩就没有这么 " 走运 " ——那家男人喜欢打人,且好吃懒做。多年后,女孩离婚并逃回老家,后来再婚了,可日子并不幸福。
在书的结尾,阿包写道:" 像我们这样的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潘年英说,阿包把她的遭遇都归结于不识字,但实际上,这是 " 一个前工业社会的人来到了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像寨子里很多知识分子,懂得艺术、医术和地理,却也并不识字,因为苗族本没有书面的文字 "。
对于阿包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潘年英觉得惊讶,同时又觉得合情合理。他说," 某种意义上,大家都觉得她有点蠢,老是犯低级错误导致被骗 ",但实际上,她 " 很聪明,很多东西一学就会 "。在医院检验科打扫卫生的时候,阿包甚至是医生的 " 助理 "。
潘年英说起前几天汽车的挡泥板掉了,他从网上买了一个回来,结果阿包自己拿了个工具就把它装好了。
阿包的确聪明灵活。在摆贝游玩的几天,我拿着个相机跟着跑,遇到有趣的人却不好意思拍,阿包就热心地拉着我直接跟村民沟通。在苗年节仪式开始后,村民们吹着芦笙转圈跳起了舞,场面热闹无比。阿包几乎冲到最跟前,举着手机尽情拍。
阿包给村里的老人拍照。(图 / 作者摄)
坐在亭子里休息,阿包开始整理素材。我发现她的照片,构图竟然很好。她熟练地把人表情太僵硬的照片删掉,说 " 不自然 "。这几年,阿包已经成了潘哥的摄影助手,因此也学了不少。
老来的爱
2019 年,当潘年英正式提出和阿包在一起,当时阿包的丈夫老赵已经因癌症去世多年,阿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是大学教授,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配得上你?" 阿包的女儿也觉得潘年英在开玩笑:" 以他的条件,怎么看得上你?"
但某种程度上,是阿包拯救了潘年英。2018 年,潘年英与妻子的婚姻走到尾声,腰椎间盘突出以及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他的身体十分虚弱," 当时连走路都成困难了 "。他心里预判,自己 " 可能是到尾声了 "。
潘年英想到了前妻的表妹——在医院做护工的阿包。16 岁刚到贵阳的时候,阿包就是帮她的表姐和潘年英照顾他们的小孩,后来潘年英和阿包还有几次相遇,互相留了电话号码。他想请她来照顾自己的最后一程。
在贵阳高铁站,阿包见到了潘哥," 穿着一个军大衣,提着一个包,拄着拐杖,戴着一顶帽子,像个老人,看那个脸 ",阿包一下忍不住掉了眼泪。
在贵阳女儿的家,阿包像在医院当护工护理病人那样照顾潘年英:每天,先用灌满热水的玻璃瓶子热敷,接着每次按摩一个小时。那时候,阿包才有时间问起潘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也讲起自己从前的经历,潘哥总是静静听。有时候听着听着,潘哥难受得掉眼泪。阿包说:" 很少看到男人流眼泪。" 当时她心想:" 这个男人的心好软啊。"
他形容自己像 " 一个落水的人 ",而阿包是那根浮木。在阿包家里的 40 天,他感到久违的家庭温暖,他想到小时候生病,只有母亲这么关心过他。
阿包与潘年英在摆贝苗寨。(图 / 作者摄)
他聊起与前妻失败的 " 知识分子式 " 婚姻。两个人因为文学爱好走到一起,但是 " 知识分子都太有主见了,固执、复杂,太难沟通。知识分子想象有一种灵魂的交流,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存在,灵魂永远属于你自己,是很孤独的,反而我觉得阿包很简单,我也很简单 "。
在与前妻离婚后,潘年英净身出户,把房子和几万本书留给了前妻,身上只剩下 80 元,住进了学校的办公室。阿包来了之后,看到潘年英的床是一块木板,用书叠起来垫着。
阿包的到来,带着重建家园的魄力。2020 年,阿包带着潘年英,一起在外面租了个很破的房子,花了几千块钱装修,买来书架、电视、洗衣机、冰箱和一张上下铺的床,把日子重新过了起来。此后,潘年英的腰病没再复发,身体状态也日渐好转。
在去往摆贝苗寨的路上,同行的潘年英的两位旧友告诉我,潘年英这些年年轻了好几岁,状态都不一样了。潘年英笑着," 就像鱼离不开水,鱼到了水里就会活过来 "。
这些年,他们几乎寸步不离。一起出门锻炼,一起接送外孙女,空闲的时候,两个人开着一辆一样上了年纪的车四处看风景。有时候潘年英出去拍摄,阿包就是摄影助理;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潘年英也叫上了阿包,让她坐在最后一排听课。
在前不久,潘年英写了一个小说,小说里是他和阿包出行的真实经历。在黔东南深山的寨子里,他们遇到了几乎无法通过的野路,旁边就是悬崖,却无法掉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潘年英让阿包下车,去前头帮忙看着。
事后,他对阿包说,其实当时是想让她下来,万一自己掉下去了,也回去通风报信。阿包说,你都死了,那我还活什么,跳下去得了。
看得到光的房子
汽车继续开往摆贝苗寨。车行驶至榕江县,我们遇到赶场,便下车去凑热闹。阿包见到本地的百香果,熟练地讲了价,爽快地买下了 10 斤的百香果,接着又买了不少猕猴桃和丑苹果,满载而归。
等回去的时候,我和阿包一时找不到潘哥的车。过了会儿,潘哥着急地找了过来,嘀咕着," 女生就是方向感太差,你看女司机 ……"
阿包不服气," 我们女的方向感不好?我们女人一天忙几十件事情,忙这忙那,你们男的一天就忙两件事,就是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
阿包很忙。每天早上 5 点多起来,跟着手机上的视频跳舞一个小时,接着准备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和馒头,然后洗衣服、打扫卫生、给潘年英做护理。每天忙完一切事情,阿包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唱歌、跳舞,看看短视频;而另一间房里,潘年英则看书、写东西,互不干扰。这是他们的日常。
阿包在摘菜。(图 / 吕思音提供)
前几年,大外孙女没有人带,她就到贵州兴义的女儿家带大外孙女;小外孙女出生后,她把小外孙女带到湖南湘潭一起生活。
阿包几乎忙个不停,在兴义、长沙以及潘年英的老家之间奔波。直到去年,外孙女上了幼儿园,阿包终于有了一些空闲。但紧接着,潘年英的妈妈病重,不能自理,阿包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职责,给老人洗漱、翻身按摩、喂饭、做理疗。最近,阿包生怕老人夜里有需要,干脆跟老人睡在一起。
在外出的几天,每到一处,只要有厨房,到了饭点,阿包就会就地取材,张罗起饭菜,连早餐都不会放过。她给我看她的手," 你看我的手,咦,干活太多,都成这样了 "。我问她辛不辛苦,她说 " 当然辛苦,但我已经习惯了照顾别人啦 "。
从前在医院的时候,她护理病人;之后她又昼夜不停地照顾病重的老赵;父亲生病的时候,也全由她照顾。有一次父亲身体不能动弹,她给父亲刮痧,热敷,没过几天父亲竟然又能走路了。她似乎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力,有她在的地方,即便原先寸草不生,也能重新长出花儿来。
阿包说:" 其实这(照顾潘年英)像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有我的好处,也有他的好处,我看他电脑里已经存着好几个书稿要写。"
潘年英说:" 在阿包整个人生中,(她)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像我这样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待着的。她是向往这种文化生活的,她自己没有读书很遗憾,所以拼命让两个女儿上完大学。她之所以很愿意为我做很多事情,是想让我节约更多时间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
阿包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人心换人心,对别人很好,别人也会对你好。潘哥说,多来年,她靠着自己的善良挣扎出自己的命运,就像在医院打扫卫生的日子里,她为别人考虑,也因此换来了一些机会。
阿包在路上。(图 / 作者摄)
阿包刚与潘年英在一起的时候,阿包的女儿小菊就经常问妈妈:" 我说妈妈,你跟潘叔叔平时到底有没有话说?他整天看书、写作、去上课,你干啥呢?" 小菊一度觉得:潘叔叔是不是就是找了个保姆?但后来她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妈妈也在向潘叔叔学习,妈妈这些年改变了很多,现在竟然写起了书。
自从小菊记事起,妈妈就没有一天不上班,一天打几份工。她说,妈妈童年时,家里有 8 个小孩," 在当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里,后妈当家,她很需要去表现自己,不然会被骂——你不为别人做什么,别人凭什么给你饭吃,给你地方睡?这个经历造就了她一辈子都需要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做事 "。
" 一定要给别人创造价值,不然就会被别人抛弃。" 小菊说," 我觉得她特别有被人抛弃的感觉,但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很感谢她,拼命给了我完整的童年。"
小菊看过阿包还没写完的书稿,她在电话里突然说了很多," 我知道我妈妈确实不一般 "。她不敢想象妈妈被拐的那段经历,她说:" 感觉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可能就死定了,出门回不来了,但我妈妈好像有一股劲 ……"
阿包记忆中最灰暗的其中一段,是在那个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地下室。在逃出河北家庭的时候,她被送进了北京的收容所。那个 " 地下室没有窗户,一间一间的,没有门,里面七八十个女人,有的在哭,有的在打架 "。在等待的日子里,地下室日夜开着灯,没有自然光进来,不知道白天与黑夜,她觉得自己随时也要像其他人一样,又哭又笑地疯掉。
想起这些,她对我说:" 所以说,我死过一次,重生了。"
十几年前,贵阳市开始规划一个名为花果园的庞大的棚户区改造搬迁项目,在市中心的南明区,将会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动迁小区。阿包在当时的雇主程丽(化名)的鼓励下,决定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时花果园楼盘还未动工。房产销售问阿包:你想买几楼的?阿包心想,越高越好,高处有光,最后她选了 39 楼。此后几年,楼房拔地而起。
她喜欢这个房子,可以俯瞰整个贵阳,看得见全城的风景。后来她和潘年英搬进去住过,潘年英恐高,老担心失火。阿包笑话他," 我说老潘,你怕死啊。" 潘年英喜欢安静,阿包喜欢城市的热闹,在贵阳几十年,她有许多姐妹,逢年过节经常一起出来唱歌跳舞聊天。她跟我说,其实," 如果没有跟潘老师,我现在的日子也不会差。打几份工收入起码有四五千。我可以一直凭我自己的能力,把日子过好 "。
现在,她把房子租了出去,跟着潘年英到老家去。潘年英一辈子的书写与家乡有关,退休后,他有个愿望,想在老家盘杠村建一个书院。这几年,潘年英的积蓄和退休金也几乎用于书院的建造,两口子因此省吃俭用。阿包说," 他是个名人,想要回家建房子,我能理解,也支持他 "。
在潘年英的鼓励下,这两年,阿包已经写完另外一本书,预计叫作《姊妹》。那些憋在心里的故事,她还有好多好多没讲完。
校对:遇见;运营:嘻嘻;排版:锂离子
原标题:《阿包:一个文盲女性的书写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