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全国维修客服热线电话：400--117--9882（温馨提示：点击屏幕下方↓↓↓可直接拨打）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 [美] 埃德蒙·福西特著，杨涛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515页，138.00元
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保守主义的复兴已成为事实上的趋势。对保守主义的思考也重新进入许多人的视野。埃德蒙·福西特的《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顺应了这股潮流。在这本书中，福西特凭借自己三十多年的记者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读者描绘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英美德法四国在保守主义政治和思想中的变迁。福西特承诺，“作为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我并不认为本书的历史讲述是不偏不倚的，但我相信它是客观的”（《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第3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
纵览本书，福西特努力做到了这点。他尽可能将保守主义作为一个中立的他者进行描述，避免过多自由主义的主观评价。在具体的写作中，他也尽可能保证一种同情者的口吻。问题是，整本书的结构依旧是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框架。福西特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保守主义，不如说是左翼自由主义视域下的保守主义大杂烩。这就不奇怪为何本书的推荐者大部分皆为自由主义者。至少，从保守主义自身看，福西特只是再一次表现出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景观社会式想象。这种同情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杰西·诺曼这样真正的一国保守主义者对本书的推荐语更为贴切，“读者不知不觉会被其散文的活力、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的措辞所吸引，最重要的是作者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参与和对思想领域的享受（joy）”（本书赞誉第4页）。
作为附属品的保守主义
任何谈论保守主义的作品最终都需要回答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一棘手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保守主义一直在这一问题上含糊其辞。这可能与伯克在奠定保守主义基本原则密切相关。在伯克的理解中，政治实践的优先级高于政治理论。用伯克在《美与崇高》中的话来说，“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而在实践中正确，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7页）。理论的自洽性需要让位于现实的可行性。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岸边教人游泳没有本质区别。伯克关于一位论者的讽刺性批评是一个更好的总结，“政治家与大学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关于社会的普遍观点”（Burke, Edmund, Speech on Unitarians Petition for Relief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489）。
保守主义在智识上的相对缺位，导致它从诞生起就面临其他意识形态的指责。保守主义被视为一种派生性的结构，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换言之，它本身不具备独立价值，只能作为自由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参照物才能生存。所以在最好的意义上，保守主义也仅仅是历史的刹车片，用以柔和其他意识形态变革对社会的撕裂；一旦完成了任务，保守主义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退场是它的体面出路。在最坏的意义上，保守主义是“过时”的代名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将其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是对它最好的尊重。
福西特在这本书中同样需要回答“什么是保守主义”的问题。他承认保守主义在政治实践上的偏好性，也承认保守主义在政治现实上的成功和智识上的空缺。他认为，保守主义之所以难以进行原则性归纳，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右翼在政党政治中欧取得的历史性成功，右翼思想家和学者之杰出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卓越才华而非基于对无可争议之原则的逐步强化”（48页）。但保守主义在原则上的缺乏不代表它不能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或者政治传统进行归纳。
在福西特的理论假设中，自由主义孕育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日，自由主义世界是一个不可逆的主导过程。在孕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创造出资本主义民主作为新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能更充分适应现代性下以个体权利为主导的政治需要。民主结构的良性运作或者活力，表现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世界的充分竞争。用福西特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对手，那么争论以及——至少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本身就会死去”（65页）。
在福西特的基本框架中，他遵循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保守主义的长期理解，即作为从属地位的保守主义。一方面，保守主义即便一开始没有屈从于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它今日也已被迫接受了这一世界。这尤其体现在今日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保守主义只能通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权。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在今日世界的存在价值由自由主义所创造。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性需求，保守主义只是无以为继的政治力量，随着它所保守的传统一起逝去。
对真正的保守主义而言，福西特的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再次对景观社会想象的投射。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共同体先于个人。用当代保守主义大师罗杰·斯克鲁顿的话说，任何政治系统的运行必须依赖共同体提供一种前政治忠诚作为可能性。举一个例子，为何在某些国家选举结果可以被公众所接受，在另一些国家却导致了政变和内乱。这必须由一种前政治忠诚作为依据，让失败者接受自己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抽象个体在这一问题上即便不是难以作为也是虚弱无力。这种愿赌服输的社会共识需要以承认个人意志的有限性为条件。换言之，只有承认共同体先于个人，才能构建起稳固的前政治忠诚。在保守主义者斯克鲁顿的视域下，保守主义对共同体的苦心维护才给予资本主义民主的游戏空间。保守主义不需要自由主义施舍给自己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作为自己的生存价值。保守主义与人类历史同在。
混乱的保守主义大杂烩
福西特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后，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他试图从英美德法四国出发，勾勒出四国从法国大革命到今日的保守主义脉络。笔者非常敬佩福西特的这种努力，在保守主义者内部这也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尝试。福西特将法国革命后的保守主义分为四个阶段，即1830-1880年的抵抗阶段、1880-1945年的适应和妥协阶段、1945年-1980年的掌控和复兴阶段，以及1980年至今的超自由主义和硬右翼（hard right，也可以称为极右翼）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分为两章。一章专门论述政党政治的变化，一章专门论述其所认为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这种整全性的描述为我们带来全景式图谱的同时，也导致整本书的内容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是福西特自己也承认的历史偏颇性问题。在他的历史学回溯中，他正确指出了保守主义的很多特征。比如与英美保守主义相比，欧陆保守主义带有更强烈的威权特征。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克和迈斯特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细微差异。他甚至敏锐地注意到新保守主义可能没有被纳入保守主义的正统地位。
错误同样也不少。这尤其体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判断上。福西特认为：“英国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有自由却无民主，它从20世纪初开始以更为民主的方式增进自由，引进全面投票权，赋予劳工以工作中的话语权，建立社会保障，这些都成为宪政体制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阻碍并拖延了改革，另一方面又切去了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的外衣。”（199页）或者更明确地说，福西特似乎暗示，保守主义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只是屈服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脚步，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想法。
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在书中谈论过迪斯累利和约瑟夫·张伯伦的人会得出上述判断。以英国为例，从十九世纪开始，英国的保守主义就已经注意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迪斯累利担任首相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劳工权益的法律。这不是保守主义在社会改革上的被动应对，而是迪斯累利构建一国保守主义的结果。迪斯累利试图塑造农村和工人阶级的共同价值观同盟，以此抵御城市中产阶级过分自由化的主张。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究竟谁更注重社会福祉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问题。作为一个讽刺性的证据，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心心念念的《济贫法》改革恰恰将工人阶级抛入更残酷的境地。更不用提约瑟夫·张伯伦将激进党血统注入托利党之后，迪斯累利构想的工人和农村价值观同盟才是索尔兹伯里长期执政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福西特对保守主义大杂烩式的整合。与第一个问题一样，福西特不仅对迪斯累利、纽曼、柯勒律治、艾略特、卡尔·施米特、拉塞尔·柯克、奥克肖特和罗杰·斯克鲁顿等一系列公认的保守主义人物进行了大致介绍，也提及了包括史蒂夫·班农在内的最新代表。他在他眼花缭乱的介绍中，许多与保守主义可能只有偶然联系，甚至不被视为保守派的人物也被划入保守主义的大杂烩之中。作为最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可能是共和党亲商主义派系的典型表现，但将洛克菲勒划入保守主义者的行列就不那么理所当然。十九世纪英国的皮尔派最终从托利党转向自由党的事实恰恰说明皮尔的思想究竟是自由主义多些还是保守主义多些。更不用提许多本来就在是否为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上充满争议的人物。
非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在福西特的保守主义大杂烩中眼花缭乱。在保守主义者眼中，福西特的保守主义大杂烩与其说是有明确逻辑线索的谱系，倒不如说将一切可能与保守主义挂钩的人与事件都纳入其中。以至于乔治·索雷尔这样的激进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成为保守主义思想来源的一部分。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者在许多具体问题的批判角度上具有相似性，但这不代表两者享有共同的思想出发点。如果按照福西特的标准，保守主义者同样可以将墨索里尼也塞入自由主义的谱系学中。
第三，同时也最重要的是概念混乱。这是第二个问题直接带来的直接结果。通过最大限度的将一切可能的人物都纳入保守主义中，保守主义也丧失了自己的样貌。它如同一头过分扭曲膨胀的怪物一般可以出现在政治光谱的各个角落。它既支持自由贸易，又支持贸易保护；它支持小政府，又支持大政府；它既可以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忧虑，也可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鼓吹者。保守主义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福西特的具体论述加剧了这种困难，有时候保守主义者似乎指的是右翼自由派，有时候指的又是自由放任主义，还有些时候则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这种概念混乱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福西特将熊彼得也纳入保守主义中。他这样描写道，“对于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一个持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立场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阐释并加以捍卫的硬道理。善于反讽的熊彼得对其间的冲突心知肚明”（231页）。笔者不由对此感到极度困惑。如果说自由保守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存在分类学上的意义，那么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究竟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我们还可以追问，既然有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那是不是还有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假设保守主义者既可以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自由主义，那保守主义是否还是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传统？
想象中的保守主义
作为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福西特试图从更具同情心的角度来描述他的政治对立面。问题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他的论述依旧是建立在左翼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想象中。在这种大杂烩下，福西特将多少与保守主义没有强相关性的想法也算到了保守主义头上。
福西特对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关系的理解可以作为例证。与他在整本书其他地方一样，他提出了很多正确性的论断。比如“新保守派接受多元开放和社会流动性”（338页），也持有一种共同的进步信念。他注意到新保守主义的血统问题，“许多美国新保守派都曾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所有的美国新保守派都曾是自由主义者”（337页）。他甚至注意到“新保守主义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唯理智主义使其无法在美国右翼获得正统地位”（340页）。那么在新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正统如此格格不入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究竟能不能算是保守主义。
从正统的英美保守主义看，新保守主义背离了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对社区共同体的信仰。新保守主义者没有改变自己的托派本质。他们的转向更多出自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他们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根本逻辑更接近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这直接反映为新保守主义对文化觉醒运动的放任上和对普世制度的迷信上。拉塞尔·柯克的态度转变是最直接的证据。柯克曾经将新保守主义者视为过分关注于宣传和自我表演的保守主义者，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终于意识到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决定性不同。新保守主义分享的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世政治愿景，它与自由主义一样是理性狂热的产物。
只有理清保守主义的真正谱系，才能准确定位特朗普崛起以及他的议程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将特朗普主义定义为极右翼或者硬右翼本身就缺乏严谨性。硬右翼是由政治记者所创造的新闻学词汇，它具有强烈的想象性要素。或者更准确地说，硬右翼这一词本身是为传播服务的。诺曼在《天主教先驱报》的评论中就已敏锐注意到福西特的这种缺陷。“福西特坚持将保守主义与右翼混为一谈，这对区分小麦和谷糠毫无帮助。”保守主义和左右翼的关系不是绑定的。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红色托利主义处于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19世纪英国乡村保守派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忧虑所引发的生态保护运动也很难用今日的左右光谱定义。
福西特将保守主义与右翼相等同的尝试是书中保守主义定义混乱的结构性原因。只要保守主义等于右翼，那么右翼自由派当然也是保守主义，已被今日政治光谱划为右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者用他们原来的名字，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变成了保守主义。古怪的缝合将大量清晰的自由主义脉络统统塞入保守主义大杂烩中。在精彩叙事和优美辞藻的背后，是读者挥之不去的混乱感。
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恰恰存在一条明确的保守主义谱系。它的大多数主张与布坎南没有本质区别。布坎南则从柯克和美国南方保守主义手中继承了正统的英美传统保守主义传统。这条谱系可以一路清晰可见地追溯到伯克本人身上。其中的具体政策上会随着时代特征有所调整，但分享的是一以贯之的保守主义基本观念。
福西特没有看到或者忽视这一点与他看似中立背后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他的价值判断中，保守主义的正确道路是成为自由主义世界结构的一部分。所以他将大量的自由主义塞入保守主义之中，便可以宣称存在和解的保守主义和反叛的保守主义。和解的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融入世界的最好选择，也是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民主游戏下存活的唯一希望。至于反抗的保守主义，或者说硬右翼，“作为民粹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混合体，硬右翼就像古代的奇美拉一样，严格来说不应该存在”（433页）。这种过于鲜明的价值取向已影响到福西特对保守主义的客观分析。这种价值偏好背后暗示了福西特本人的强烈信念，即自由主义的世界坚不可摧，自由主义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民主同样金刚不坏。福西特在书中结语的最后一句话更是将这种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相反，它假设资本主义在当前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保守派必须就此做出选择：他们是支持硬右翼，任由自由主义的民主落入不受控制的市场和国家民粹主义的手中，还是寻找盟友以共同重建一个被撼动的中间立场？”（434页）
结语
对不了解保守主义的读者而言，福西特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描述。他丰富的历史学识和高超的写作手法将保守主义大杂烩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对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言，福西特的作品更多是他从左翼自由主义出发对保守主义的感受和想象。事实上福西特在整本书中也没有系统解释书中的副标题为传统而战的传统究竟有什么含义。这包不包括泛西方文明意义上的基督教传统，还是更专注每个地区所产生的区域性传统。他所构建的保守主义更多是为他自身的左翼自由主义身份服务。在论述保守主义历史较为早期的部分时，这种倾向尚没有那么明显。然而一旦踏入当代政治，这种偏向性就显得无处不在。
笔者非常赞同诺曼对福西特该书的最终评价。“但书中有一个例子尤其引人注意：他将鲍里斯·约翰逊归类为硬右翼政客。撇开英国脱欧言论不谈，这会让任何研究过约翰逊作为市长或首相期间政策的人感到惊讶。这出自鲍里斯·约翰逊的舅舅福西特之口，更令人惊讶。”按照福西特自己所设立的标准，法拉奇和雅各-里斯·莫格远比约翰逊更符合他眼中的硬右翼。诺曼的话暗含一种更古老的保守主义智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对周围的人认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