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全国维修客服热线电话:400--117--9882(温馨提示:点击屏幕下方↓↓↓可直接拨打)
“有些人将恶心的面包喂给鸟吃,一定要将这些人打倒在地。”
——《超现实第二宣言》
“一个吻的世界中, 我的世界/是那些硕大的壳/它们来自腹部亲水的天堂龟/逢夜必在爱中战斗/敌手是巨黑鼋/根的参天蜈蚣。”
——长诗《水之气》
安德烈·布勒东
安德烈·布勒东是一个诗人。布勒东的宣言与举措对文艺世界的影响堪称疯狂,安德烈的诗作没有得到应该而具体的认识。本书启动于2021年的冬天,它是与安德烈·布勒东在1916至1940期间写下的这些诗作的相认,不过是以另外的语言,一种作为笔画而非字母的语言。
大家知道,布勒东是革命的先锋,运动的磁场。他不顾什么是“正确”。他握住文艺传统的身体,一次次削去它深陷的泥足。第一次,放弃象征主义,第二次,宣布达达已死,第三次,他拉出超现实主义的方舟,载上如艾吕雅,如阿拉贡,如达利一样的希望种子。这不断重来的抵抗,类似于每个熬过一战的幸存者,毕竟,谁会想到还有二战在前头等着呢?在炮弹飞洒的巴黎,布勒东把诗歌当成手指,写出一个巨大的怎么办。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吗,还是列宁的《怎么办》?艺术家们之所以追随布勒东,正因为布勒东是这样一个“有办法”的人。他不但像作家那样对时代提问,还像革命家那样勇于应对时代的问题。在文艺和革命的关系中,他没有厚此薄彼,一套制敌的招式从两种激情里得到发明:上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布勒东在两次大战间创建超现实派,它强烈的在场,一洗文化制度的旧习,得到惊世骇俗的成功,从法国播向了世界。
可是人们对这套招式的好奇,总是大于那些苦炼的手指。安德烈坐在椅子上修改诗作的身影去了哪里?被奋进的口号贱斥下去的,是显得柔顺的诗歌,是如德里达所称的不在场的书写。书写而成的事物,总是与它的指示物,与现实之间有所间隔,间隔是生成的开始,也铰接了被遗忘的身体。
但最美的, 在某些字母的间隔里/比正午星星的角还白的 , 那里的手/毁掉了白色的燕窝/为了让雨始终下得/很低很低, 就连翅膀也无法插入/人们沿着间隔的手指登上的那些手臂,轻佻得连草地在池塘上织就的优美蒸汽也不足以映照/这些手臂什么也不能铰接, 除了一个格外危险的, 为爱而生的身体
(诗《书写的走掉》,见《盈边》《白发手枪》一节)。
如此的间隔开放出无限的可能,它是一道永远有待于盈满的边缘。无数诗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付印的时候,书写离自己而去,冷酷地一走了之。“我不会再看到这些了, 因为有个不可思议的眼罩蒙住我/在这层层叠叠的伤口里, 捉迷藏。”而诗人丢失的身体,却来到我们这里,等待着被阅读者拾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懵懂的目光上前,把视线凝细些,往一首诗、一条附注的尺度上去够,集结到事物缩入词语的边缘。然后,在他手指停留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
抛开语言与语言的意识(这个话题足以另起一些文章),这里至少还有三件形状分明,又让我们倍感亲切的东西:历史、人,还有爱。历史和人已经不陌生了,它们无时不刻地包围着我们,拥挤着我们,反过来说,正因为它们过于熟悉,才变成了健忘的材料。至于爱,听起来颇为神秘,但在布勒东这里,爱不仅仅是爱,爱也是一种深邃的价值教育。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的这三件东西,作为光亮的标记,有助于我们在这些浓暗的诗里穿行。
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放入《虔诚山》里的短文《不牢靠的房子》。六十多岁的老诗人阿波利奈尔,无意中路过建筑倒塌的事故现场,救下一名晕厥的男孩,成为了邻里称赞的英雄。在这篇报道性质的简文中,蕴藏着两道恐怖的边缘:1. 现实中的阿波利奈尔已因西班牙大流感去世,死于本文写下之前的三十八岁。2. 差点死去的男孩名为小莱斯波尔 (Lespoir),发音与希望 (l’espoir)相同。这是布勒东虚构的一份饶有趣味的卷宗,假使阅览者心生疑窦,也许就会往它的背后瞧去。可是,一旦忍不住查阅了真正的卷宗,差异的游戏就会出现,事实来到幻想的边缘,与之产生激烈的间隔。这里的幻想不是事实外的空间,反而,事实成为了幻想达不到的极限。被救活的希望,原来不是如实的记录,而是一份憧憬,死去的历史,则经过回忆化为了令人心碎的爱。
不受意识控制的“自动写作”,是布勒东诗歌实践中的一个美丽传说,但它的命名并不能概括布勒东的书写原则,反而意味着一种精湛的知识处理技术。1871年5月23日, 巴黎公社运动末期的血腥一周, 当凡尔赛军队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夺回巴黎时, 120名公社妇女保卫了布兰奇广场。这些妇女挡住了部队, 然后精疲力尽、弹尽粮绝地撤退到皮加尔广场,无法撤退的人,则被当场处决。在《最后一次起义》中,也有这样一个布兰奇广场。这个布兰奇广场上太阳很冷,遍布残骸。当一封信抵达“我”时,残骸之中会“浮出我的勇敢”,“我”会发出从人们未听过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会燃烧,“我”一直在等待这封信,尽管它那样小,“我”希望这封信别在毒药中迷失了自己的路。这样的一首诗,只是“手术台上的一把雨伞碰到一架缝纫机”(对自动写作的经典表述)的状况吗?显然是否定的。对历史与记忆信手一握的征用?具有召唤意识的通灵?这些表述如自动写作一样不足以信赖,更重要的是,布勒东的书写具有某种存在的理由。布兰奇广场就是顺着这个理由爬到了我们的脚下。
类似的回音,在布勒东后期的诗作中越见越多,一个诡异的局部,细究起来,或许对应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广阔历史:查理六世在一片树林里突然发疯,疑心遭到背叛,打死了他的骑士。疯王查理的野人舞会上,查理的弟弟奥尔良公爵不小心点燃火把,烧死了按照查理要求装扮的五个野人,引发了法兰西王朝的历史巨变。这是长诗《海市蜃景》的最后一个主题,我们有所发觉,于是在诗歌外部查明了这段真实记载。历史写满了男性的名字,但这段诗歌的视角却始于夺权的王后伊萨博,终于高尚的公爵妻子维斯康蒂。她们中的一个,对于神志不清的国王而言是清醒的,另一个,对于遭到刺杀的公爵而言是长命的,与此同时,她们也参与了这全部的事变与旁观。在表意的角度,她们的潜能超越了这对一疯一死的兄弟,在布勒东的书写中,她们具有了更长的标记结构,因而也具有了更高的权威与力量。
或许,意识的钩沉也好,书写的延伸也好,布勒东的知识追求的本就不是高度的表意,而是一种崛起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似乎有着古典的价值,也有着现代的价值。我们发现,他本人所有的经历,都在寻找这两种价值的奇怪交融:“我们对世界不能妥协,不能宽恕。要将可怕的市场抓在自己手里。”(《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1930)不能妥协,但要抓住。这当中既有维斯康蒂颠覆丈夫的野心,也有伊萨博对丈夫忠贞的爱意。二战期间,布勒东被维希政府封禁,开启了流亡美国的生活。生活稳定后,他在大西洋群岛逗留了两年之久,写下了组诗《媚外者》。海地的赫克托·海波利特与林飞龙的艺术,因为布勒东的推崇而名扬四海,回到法国之后,布勒东开始与让·杜布菲一起呼唤世界对原生艺术的注意。每一次,这样的注意都是从诗歌流向公众的,诗意似乎可以提前接纳社会当时所不能的一切。从《维奥莱特·诺齐埃尔》《邮差薛瓦勒》到《媚外者》,布勒东的书写总是不偶然地停顿在这些所谓的“边缘”。女性、疯人和原始主义,接连被召唤到指下,接受布勒东的淬亮。这样一种连接的本身,既不能被划入致力于提升弱势者地位的后现代思想,也远称不上什么纯正的远古信仰。它只是依靠诗的形式批判了西方传统的社会价值,而这些诗的本身更在乎的是爱。历史、人,以及这种价值之爱,三者之间近乎狂热的调制,就形成了书写者布勒东的朴素魔法。
福柯曾在布勒东逝世之际接受采访,认为超现实主义的“体制”已为布勒东的形象戴上了非理性的面具,而现在需要增加的,是一个知识的布勒东的形象。“对布勒东来说,被迫进入知识的写作(以及被迫进入写作的知识),反而是一种把世界推到它的界限之外,迫使它走向边缘,把它放到最接近于最远离它的东西的位置上的方式。这解释了布勒东对无意识,疯狂以及梦的兴趣。”(安德烈·布勒东:一种知识的文学,米歇尔·福柯文,王立秋译。译文略有改动。)表面看来,布勒东的踌躇满志开辟了全新的阵地,而这个阵地又为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们赋予了更大的自由,而实际上,这片阵地并不是新的。布勒东的知识型写作,是对于目前的巩固之物,对于社会管制、美学管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管制的一种揭露。在这种揭露之下出现的地带,是人们曾经看见过的地带,也是历史跋涉过的地带。布勒东用文字激活了、丰沛了那些潜藏已久的事物,因为他认为这些事物对于人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何布勒东的知识与一种价值有关。
布勒东的诗仍旧是变幻莫测、晦涩难解的。这些幽灵般的文字既呼唤着读者的辨认,却又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抵达。于是,猜测与可能就追逐着彼此,等待着彼此,在所指缺席的地方盘踞。但对于理解诗人布勒东而言,价值是更要紧的。他的书写是一种不断在世界与写作的交汇之地发生充盈的运动。这种运动,正因为碰到了所指物的缺席,对同一性的疑问,以及在场的压制而无法达成彻底的充盈。价值就是打开生产的潜能,这里的生产就是掉头走向另一边的充盈。因此,在布勒东向世界发出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那一刻,或许就宣判了这种充盈状态的死亡。如同达达一样,它已无力走向另一边的充盈。但我们可以学习布勒东身上的力量,不必气馁,不必迟疑这次冒险,仍旧在差异中积极地释放着想象成分的,还有诗人安德烈的书写。对于《盈边》而言,向写作开放的世界,就这样被放在了最接近于最远离它之物的位置上。
【本文为《盈边:安德烈·布勒东诗选》的译后记,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