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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撰文丨张明扬
这几天,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了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倡议书》,建议 " 同学们在 16 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 "。
图 / 网络
倡议书一出,在中国舆论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支持声当然很多,但质疑声也不少。有些人质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则质疑其可行性,以今时今日国内孩子对网络的沉浸度而言,说禁就能禁吗?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大胆且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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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的炮轰,社交媒体本就处于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社交媒体乃至互联网平台的 " 资本属性 " 抨击力度很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一度也在这个背景下行峻言厉。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舆论场对 " 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 " 这个话题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这可能是国内与西方对社交媒体态度的最显著分野。
这两年,发达国家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正在掀起一场监管风暴。
2023 年 6 月,法国参议院立法,要求社交平台为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号时必须征得父母同意。
2024 年 3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签署法案,规定该州不满 14 岁居民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 岁以上未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父母同意。
2024 年 6 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草案,禁止 16 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
自 2024 年 9 月起,荷兰各地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图 / 图虫创意
最震撼的是这几天澳大利亚的大动作。
11 月 28 日,《2024 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的核心是,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违规的平台将被最高可处以 4950 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2.3 亿元)罚款。
由此,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 阿尔巴尼斯力推这一法案,声称 " 社交媒体正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要终止这一切 ","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放下他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到足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去。希望他们能与真人交流 "。
澳大利亚的这一最强监管法案,尽管在欧美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在政治议程中,却取得了近乎压倒性的优势:澳参议院以 34 票赞成、19 票反对通过,众议院以 102 票赞同、13 票反对过关。
也就是说,争议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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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个学校发了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 倡议书 "。
在中国舆论场上,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往往集中在 " 资本属性 " 和 " 非理性民族主义 " 这两个方面,唯独缺少了 " 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体 " 这个重要唯独。
在本质上,中国社会更像是一个 " 厌童社会 "。中国的孩子或许是被重视或宠溺的,但这仅仅是家庭层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 " 育儿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 ",政府和国家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上,这导致了儿童福利的严重匮乏,而鼓励生育也往往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
图 / 图虫创意
也因此,国内舆论场在讨论重要公共议题时,往往 " 不屑于 " 将孩子这个维度纳入考量。
在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公共舆论或许也认为孩子应当减少使用,但也倾向于认为 " 这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 ",应当由每个家庭独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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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据我的观察,家长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打游戏乃至更广义地使用电子产品,不仅效果不彰,更极易成为亲子关系的炸弹。
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就是因为他们 " 专断、不开明、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内心需求 ",因此才会管自己用手机。
这就和育儿一样,当公共政策缺位与失语,将所有压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担,任凭他们孤军作战,注定是一地鸡毛。
有人说,无论是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的倡议书,还是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还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这样说的人,很可能并没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 " 实操 "。
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父母或许是叛逆的,对父母的说教更是不以为然,但如果是学校出规定,国家出政策呢?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落后于时代,所以禁止他们玩社交媒体吗?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和自己对着干吗?
他们还会认为玩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图 / 图虫创意
国家出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来就不是 " 实操 ",而是发表一种明确的态度。
家长有了来自学校和国家这种态度的支持,实操起来才更有底气,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与孩子的矛盾。
家长大可以 " 鸡贼 " 地对孩子说:" 我们也不想逼你,但这是国家(学校)的规定,我们只是不想违法,难道你想违法吗?"
在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中,没有任何对孩子或家长的 " 违规惩罚 ",而是将责任压给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处以 4950 万澳元的罚款。这也意味着,这一政策几乎不会真实地倾轧 " 个人自由 "。
那些用个人自由来说事的,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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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重点是:教育,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
政府与学校出台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的规定,将显著增强父母与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说,澳大利亚这项政策太严了。
或许吧。
中国完全可以出台一项没这么严的政策,比如变 " 禁止 " 为 " 限制 ",但核心是,严一点宽一点都不是问题,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决大多数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但对儿童的除外。毕竟,这是国内的短板所在。
从公共舆论,到公共政策,我们都必须即刻改变那个被证明滞后于时代的观点:育儿与教育只是家庭事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也是一种对育儿的 " 解负 "。
我们需要让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们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不单单是你们爹妈的决定,更不是爹妈和你们对着干,这是全社会的公共决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在立法层面,应当积极学习澳大利亚与欧美社会的实践,未必要那么严,但得做。
在学校层面,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去电子产品化,不要动辄给孩子布置基于电子产品的作业。这样做,学校和老师或许省力了,但将给家长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家长层面,国家如果出台了澳大利亚式的 " 禁止 " 法案,你们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家孩子的需要,该禁止的禁止,该限制的限制。
图 / 图虫创意
家长也应更加 " 自律 ",尽量减少在孩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打开一本实体书,装也得给我装下去。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为了省力,往往习惯于将电子产品扔给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对此,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也提出了 "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戒断手机 "。
孩子沉溺于电子产品,已经是中国父母的锥心之痛,时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会与学校也 " 救救父母 "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