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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中国人口学会微信公众号“人口论坛”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李婷的文章《关注青年婚恋动向 助力婚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她在文章中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以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虽然前期不少专家呼吁，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需要将“婚、育、养、教”等一体化考虑，但当下的政策重心还是放在“育”和“养”上，缺乏针对青年恋爱结婚的实质性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未来婚姻变迁对生育的影响被低估。
文章称，要理解婚姻对生育的影响，首先要看到婚姻模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东亚社会，中日韩三国女性婚姻的推迟模式非常接近，但韩国比日本晚10年，中国比韩国晚15-20年。日韩女性的终身不婚率（50岁仍然没有经历过初婚的人口比例）在婚姻推迟开始20年后显著上升。到当前，日本女性的不婚率接近20%，韩国接近10%，中国女性2020年的不婚率仍在1%左右。如果延续日韩的模式，中国将进入不婚率显著上升的窗口期。
如果将总和生育水平分解为婚内生育水平和婚姻结构的影响，就会发现日韩1990-2010年间生育下降的主要推动力是婚姻结构变化（婚姻推迟与不婚上升），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婚内生育水平甚至是升高的。韩国和中国2010-2020年婚姻结构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仍然超过婚内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换言之，婚姻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是要大于婚内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的。
以上结果说明，婚姻变化对生育的影响很大，未来中国婚姻模式的走势可能抵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相比日韩，中国面临更大的婚姻推迟和不婚率上升的压力。中国当下的初婚年龄仍然比日韩小3岁左右。东亚社会婚姻关联更加紧密，以日韩的经验来看，只有结婚才会生育的传统会演变成只有考虑生育才会结婚，或者只有在打算生活的时候才结婚。
李婷指出，如果分析日韩女性不婚率为什么会上升，有研究认为日本大部分的终身不婚者都不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而是因为缺乏恋爱机会或者合适对象陷入不婚的状态。而韩国不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内部“性别对立”情绪的影响。
她认为，基于此考虑，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同时兼顾恋爱友好和婚姻友好。除了对婚姻和恋爱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激励措施外，应该拓展和丰富年轻人的交友服务和平台，为青年营造更宽松的职场环境，推进全生命周期的科学婚恋教育，推动性别间的互相理解，以及为青年进入婚姻提供更有保障的住房和就业市场。
该文作者李婷系美国华盛顿大学生态人口学博士、北卡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研究方向为婚姻与家庭转变、人口学方法、人口与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