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对话|加泰罗尼亚博物馆馆长谈旅游之城与博物馆

焦点好文 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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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博物馆,位于蒙特惠奇山上,以杰出的罗马式教堂绘画收藏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加泰罗尼亚艺术而闻名。

近日,该馆馆长佩佩·塞拉(Pepe Serra)在出席上海“M20+全球顶尖博物馆大会”期间,接受了澎湃艺术专访,谈及了博物馆的收藏重点,也谈及了一座处于旅游之城与博物馆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NAC)位于蒙特惠奇山,从博物馆处放眼望去,城市之景尽收眼底。要了解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历史,就需要走进位于那里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馆内的展厅讲述了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的艺术文化。这一博物馆始建于19世纪,1880年,一个考古博物馆在圣阿加塔大教堂建立;之后的1934年,在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若阿金·福尔基·托雷斯的倡议下,所有加泰罗尼亚的艺术收藏品都被移至国家宫 (Palau Nacional)——这座建筑始建于1929年世界博览会之际,其不拘一格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大圆顶的外立面,两侧的两个圆顶和小巧的四座塔楼。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厅

拥有一系列重要的罗马式壁画,罗马式收藏是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收藏之一。事实上,该馆的罗马式收藏是其他博物馆都无法比拟的,许多作品的历史可追溯至11至13世纪,最初装饰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乡村教堂和旧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博物馆参与了一个庞大的重组项目,将加泰罗尼亚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汇集到一起。此外,博物馆也收集了许多来自肃穆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国外学院的画作,为观众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历史艺术对比。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厅

佩佩·塞拉

对话|佩佩·塞拉

澎湃新闻:据说,目前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所在区域是过去的世界博览会时所用的国家宫,先请您谈一谈博物馆的建筑概况及发展历史。

佩佩·塞拉: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国家宫殿大楼内,该大楼建于1929 年,用于举办一项有关能源的国际事务。五年后的1934 年,政府决定在这栋建筑内设立国家艺术博物馆。自那时起,这栋建筑就是博物馆的第一座建筑。现在,在博物馆的对面,我们正在对第二栋建筑进行改建,以便未来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示我们的收藏,并举办特展。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左)与新扩建的建筑(右)

澎湃新闻:目前馆内的藏品有多少件?能够分为哪几大类?

佩佩·塞拉: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增长是非常快的。目前,馆内的藏品数量大约有五十万件,且涵盖范围很广。馆内有非常浓厚的罗马式收藏,以及中世纪的收藏,这两个种类是我们最重要的收藏。我们也有非常浓厚的新艺术风格收藏,以及绘画藏品,包括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以及大量的摄影收藏。这是我们藏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现在正在收集当代艺术作品,这一种类的藏品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厅

彼得罗·乌尔班诺,奥古斯都,1515-1525

澎湃新闻:罗马式收藏是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收藏,据说有不少藏品来自比利牛斯山脉的乡村教堂和旧加泰罗尼亚其他教堂里。可否谈一谈收藏始末,尤其是罗马式艺术。

佩佩·塞拉:当然,馆内不同种类的藏品的来源也是不同的。首先说说罗马式藏品,即罗马式绘画。这些藏品是博物馆成立之初就收藏的。这些绘画原先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教堂中,于20世纪初开始被发现和研究,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研究所于1907年进行比利牛斯山探险之后。1920年代初期,一位美国的艺术品经销商在穆尔堡前修道院购买了许多壁画,打算以高价出售。经销商请来了两名意大利艺术品修复师来拆卸壁画,最终壁画被送往美国,现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由于西班牙没有法律禁止艺术品的转移和出境,但壁画的出境引起了当地政府的警惕。而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作品流失到海外,比利牛斯山脉乡村教堂的许多教会壁画被拆除,由博物馆向教堂购买。最终,这批作品成为了馆内的收藏起源。

19世纪,圣阿加塔教堂,这是博物馆藏品最初集中在一起的地方

征服马略卡岛的壁画,来自于卡尔德斯家族在巴塞罗那蒙特卡达街(Carrer Montcada)的故祖居。

征服马略卡岛的壁画(局部)

至于馆内其他藏品,比如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则是来自社会的私人藏家的捐赠,收藏家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把藏品捐给博物馆。

此外,也有些藏品是博物馆购买的,那是比较现代的部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城市中转一转,收集具有特色的木质门窗。即便这些东西受损了,我们也会收藏它们,因为这些物品或多或少能表现相应的历史时期。很多人看到这些展品时,感到非常震撼。

佚名,《新娘胸前有天使报喜图》,1530-1535

博物馆中呈现的家具物品

馆藏摄影

澎湃新闻:这些中世纪的罗马式藏品的特点是什么?

佩佩·塞拉:所有的中世纪藏品并非西班牙艺术,而是加泰罗尼亚艺术。这些中世纪藏品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藏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量最大的罗马式艺术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是从教堂中得到这些作品的。它们和意大利的罗马式藏品,与法国南部地区的罗马式藏品没有太大区别。

罗马式是一种欧洲风格,出现在11世纪至12世纪,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家还不存在时就出现了。当时,一群欧洲艺术家四处旅行,流动,在不同地方收取费用并留下他们的作品。因此,罗马式是那个时候欧洲所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是相当欧洲化的艺术。

巴托洛梅·贝尔梅霍,《天堂中的基督》,约1475年

《基督受洗三联画》,1500-1520年

澎湃新闻:目前,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进展有哪些?

佩佩·塞拉:我们一直在对馆藏的艺术品进行保护。不过,我们觉得将一些画作修复到过去的样子的意义不是太大,而是选择保护其现有的样子,从而产生时间上的连接。可能观众看到遭到毁坏的画作时会感到难过,但这也是我们想传递的东西。

在当下的进展中,我们所做的未必是最新的,最前沿的进展,但这也是我们这两年的实践:在新的科技、技术手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在不碰到文物的情况下去研究它,并且能通过一些新的工具、设备对文物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了解。这种科技手段也使策展人、研究人员能够对文物有新的诠释。

用科技手段了解文物

澎湃新闻:除了文化遗产保护与阐释,此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M20论坛还聚焦于数字化与全球化这两个主题。可否请您谈一谈博物馆是如何应对数字化与全球化的?

佩佩·塞拉:在我看来,全球化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浪潮,它正在发生,我们无法和这一浪潮进行抗衡。在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博物馆的独特性。每个博物馆都是不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博物馆有两件事要做:一是谈论博物馆的位置,即与本土所在地的关系;其次,则是让公众通过根植于本地的博物馆去看世界。我们不能局限于本地化,但我们必须保持博物馆的独特性,因为全球化最终会把一切事物变得相似。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城市和商店等领域中了。

数字化在博物馆中的运用

对于数字化这一问题,我认为,在当下数字化已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点,而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数字化可以让更多的展品更多的内容被更多公众所接触到。同时,数字化也提供了阐释、解读或重建艺术作品的绝佳机会。当然,我始终认为亲眼看到一些作品是最佳的艺术体验。数字化无法替代线下的这种体验方式,但是数字化和科技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很多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一些细节和内容。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佩佩·塞拉在上海博物馆演讲

澎湃新闻:在论坛演讲中,您谈及了作为旅游城市的巴塞罗那的特点,也谈及了这一城市的人口规模。您如何看待博物馆与这座独特之城,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关系?

佩佩·塞拉:这是博物馆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巴塞罗那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大都市,其知名度来自旅游业的成功。巴塞罗那其实是一个小城市,只有50万人口。这里的旅游业非常受欢迎,但我们正在失去当地人和旅游业之间的平衡。

那么,作为位于巴塞罗那的博物馆,如何平衡本地观众和全球(游客)观众,是目前所面对的最重要挑战。作为馆长,我必须去平衡本地的观众和游客的需求。因为博物馆不能只是一个立方体,只容纳书籍与作品,而是要为每一个人开放。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平衡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游客太多了。我们不能只把博物馆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景点,它必须也要根植于本土的社群,植根本土的居民。我们在思考如何让大家在博物馆看到一些在别处看不到的东西,看到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需要做出一些差异化。因此,我们需要和当地社区、游客、学生等不同群体都产生关联。

观众在博物馆中

澎湃新闻:在展览策划方面,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策划特色是什么?

佩佩·塞拉: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向观众提供一个好的视觉体验,与他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艺术家来策划,做一些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策划。我们的策划团队中,只有15%的人员是本地的,剩下的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而观众的人员构成也是这样的。这没关系,不管你是来自西班牙、美国,还是中国、日本,我们都希望向观者呈现、分享。目前,我们聚焦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女性与家暴的。这在巴塞罗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当地有相关的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博物馆则利用展示艺术品来讲好故事。

馆藏现当代艺术作品,安德烈斯·费尔南德斯·库尔沃《轰炸》,1937 年

当前博物馆展览,Eveli Torent作品展

在当下,没有人能独自工作。当我们做一个项目或一个展览时,不仅仅是需要创作者,还有更多从事文本创作、音乐创作等专业人员的加入。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公众。因此,参观者处于中心,我们必须提供出每个观众都能理解的,都能参与其中的内容展示。所以,博物馆的工作并非是把一本书翻译成文字,而是要能够用图像、用艺术文字来激发观者的阅读,观者的思考可能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作为馆长,我的工作恰恰是要确保最终结果是观众想要的,而非为一小部分专业人士呈现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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