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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神经症中，最令人害怕的恰恰是来自内心的敌人。——弗洛伊德
“无人机驾驶员的创伤”已经成为各家媒体报道中的共同话题。这一话题的广泛传播始于2008年美联社的一篇快讯：“遥控装置的战士们承受着来自远程战斗的压力：捕食者无人机操作员可能蒙受心理创伤，一如他们在战场上切身参加战斗的同志。”尽管引言博人眼球，但文章剩下的部分却没有任何论述对主旨加以佐证。恰恰相反，正因为记者报道了多名无人机操作员的采访内容，而“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受到执行任务带来的特别困扰”。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新闻在报道这个问题时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先隐晦地宣布，接着又含糊地予以否认。
当地时间2024年8月8日，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前线的无人机操作员。
这些大标题的新闻报道，惹得不少美国大兵在网络军事论坛上毫不犹豫地发泄他们的蔑视和愤怒：“这就是一群该死的爱哭鬼……要是承受不了白天坐在空调拖车里、每天晚上都能回家的压力，就让他们滚，换别人上。”或者换种类似的说法，“这些计算机的呆子们跑来跟我们哭鼻子，说什么‘战斗疲劳’，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真是让人不屑……他们甚至不会被现场的枪支击中。这对于那些真正在战场上进行部署，真正要挨枪子儿，真正要应对战争心理影响的人而言，是莫大的侮辱。”
那些自封为“传统”大兵发言人的人们，以远离那帮被他们视为懦夫的人为荣，同时间接地阐明了这一媒体宣传的话题在辩论中扮演的角色。话题的重点在于假设无人机操作员需要承受心理创伤，这样他们就与传统的士兵有了共同的精神弱点（战士需要承受战斗带来的压力，而无人机操作员也要承受战斗压力，因此无人机操作员也是战士），同时他们作为武装暴力的施暴者得以被人性化（除去他们武器的技术性，他们并不是冷血杀手）。
对无人机操作员心理折磨的强调，也打破了所谓“PlayStation心态”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屏幕上的杀人装置会导致谋杀意识的虚拟化。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无人机还没有成为美国媒体日常争论的话题，无人机驾驶员还能用称得上坦率的方式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通过屏幕杀人是怎样的感觉？以下是一些简短的答案集合：
哦，这绝对是一种玩家的乐趣。
这就好像你在玩《文明》的电脑游戏，在战斗中指挥作战单元和军队。
这就像是电子游戏。可能有点儿血腥，但酷毙了，该死的。
在经历过这样的公共关系灾难后，媒体专员们肯定在事后纠正了发言的方向，并通报了所属部队，因为这样的言论后来再也没在采访中出现过。反之，在2012年的时候，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参观了一个无人机基地后指出，“驾驶员们不止一次告诉我，有点儿申辩的意味，‘我们在这里可不是玩电子游戏’。”
“Airforce-Technology”是一个与国防工业相关的信息网站，网站是这样解释这种言论转变的：“起初人们以为，无人机操作员在面对自己的行为时，可以比战场上的人们更加超然，但如今看来事实恰恰相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无人机操作员或许由于过分在意自己的行为，所承受的战斗压力甚至比在阿富汗部署的一些部队还要大。”这种说法不但能自圆其说，还能颠倒黑白。无人机的操作员在实施过毫无现实感的谋杀后，所受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这背后真正的原因难道不是他们“太过在意”受害者了吗？
也就是说，倘若他们杀人后毫无感觉，那在道德上是说不通的。但如果他们带着敏感性，或者更甚，带着“关心”去杀人的话，他们就能在我们的祝福下继续这么做。矛盾的是，这种在意和关心，以及对受害者臆想出来的同情，反倒为无人机杀戮进行了公开平反。同情在这里造成的反转与上述的精神弱点如出一辙。传统上来说，对敌人的同情往往意味着对杀戮产生抗拒，并可能以此为前提拒绝杀人，但通过上述理论，我们得以利用同情心为机械化的杀人工具披上人性的外衣。面对这场将伦理道德作为工具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浩大行动，另一种形象跃然纸上：那就是鳄鱼，它只是为了更好地吞下猎物才会流下眼泪。
但在媒体描绘的图景中，有一处暗影：那就是有关无人机驾驶员遭受心理创伤的说法，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军事心理学家赫尔南多·奥尔特加（Hernando Ortega）最近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他对无人机操作员进行了多种心理测试，以确定他们的心理压力水平，并检测他们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他的结论非常清晰：我们发现尽管很多人表现出“与团队合作相关的睡眠障碍”，但没有任何驾驶员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想我们只发现一个探测器的操作员，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一个能说明问题吗？……这次研究的主要发现就是，与大众普遍接受的想法不同，目睹战斗绝不是给这些人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反之，“是团队合作、工作时间变动，这些才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因素……一天又一天在同一件事上保持警惕是一件非常无聊的工作。这挺糟糕的。还要维持他们与家人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事情也让他们倍感压力。如果你仔细分析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说这是因为我在战斗，也不会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炸掉一座大楼，也不会说这是因为有人被炸得粉身碎骨。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压力来源，至少在主观上他们这么认为。他们压力源自其他的一切，比如他们每个人都抱怨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如果你问起值夜班的护士，或者任何需要团队协作的员工，他们都会抱怨同样的事情。”战争变成了有时差的远程办公，其代理人表现出的症状都与此相关。
此外，“他们还表现出某种存在主义的冲突。这似乎更像是一种罪恶感：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此出现了许多事后的质疑，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与身体上的威胁紧密相关……这更多是一种负罪感，这些人亲眼目睹了战斗的进行，并且事无巨细尽收眼底。”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5日，扎波罗热地区，携带炸弹的无人机。
但军事心理学家提到的“负罪感”不是他研究的对象。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从理论层面来讲，它被归入“存在主义”的范畴，超出了心理学研究的框架。从实践层面来讲，罪恶感的问题由无人机基地招募的随军牧师负责，他们专事解决此类精神折磨。谋杀就是此类精神问题。因此，媒体的炒作是毫无根据的。军事心理学家没有找到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可能找到任何症状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症状没有对应的疾病分类。让我们翻开心理学家的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手册告诉我们，患有这种综合征的病人曾暴露在“极端的创伤压力源下，并亲身经历了意味着死亡、死亡威胁或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或其他威胁的事件”。从定义上讲，无人机驾驶员被排除在了这种情形之外：他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许我们可以说，无人机操作员“亲眼目睹了意味着死亡、死亡威胁或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或其他威胁的事件”，但事实上，他们远不是单纯的目击者：而是造成这种死亡、伤害和威胁的罪魁祸首。现有的疾病类别不能明确地适用于无人机操作员的经验。无人机再次因其不适用性打乱了现有的分类。至于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战斗压力”——它的产生被定义为“源于暴露在与战斗相同条件的军事行动中导致身体伤害或疾病”，或者产生在“战争之外，其他与战斗条件接近的行动中……行动区域要求持续行动并呈现出巨大危险”——除非我们决心改变这些词语的定义，否则我们也不清楚怎么能让它适用于无人机操作员。
军事心理学家们根本没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进行耗时又昂贵的调查，来研究如此定义的病理学是否适用于无人机操作员。因为从病理的定义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现有的病理学分类，无人机技术从根本上排除了或从实质上改变了唯一能导致压力形成的因素。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重新阅读一些心理分析的文献往往是有帮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召开了一次关于战争神经症的会议，聚集了当时大多数有名的学者，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在士兵的问题上，提到了以下重要观点：“这些人在战场上不但被要求必须忍受危险的境遇——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完全被动的——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随时准备好发动进攻。他们不但要做好受死的准备，还要做好杀戮的准备。”亚伯拉罕对一种士兵患者的病例尤其感兴趣，在这些患者看来“杀戮带来的焦虑与死亡如出一辙”。那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杀戮并成为一名杀手，会威胁甚至杀死主体本身吗？弗洛伊德撰写了会议记录的前言，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在战争神经症中，最令人害怕的恰恰是来自内心的敌人。”暴力主体在战争过程中，发现在自己的内部生出一个新的自我，就像一个寄生虫，一个焦虑的复本，一个“战争的自我”。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这个新出现的自我威胁到了之前“和平的自我”。战争神经症就是对这种内在冲突的应对机制：企图用病态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法。
与我们时代更接近的心理学家雷切尔·麦克奈尔（Rachel MacNair）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现有概念过于狭窄，应当将其定义扩充为“行凶诱发的创伤性压力”（PITS：Perpetration-Induced至Traumatic Stress）。她注意到最近的文献资料几乎完全集中在因外力作用而蒙受创伤的被动受害者身上，于是她试图分离出造成焦虑的主动因素，也就是患者曾经是施暴者的事实，他曾是一名行凶者。要从士兵的复杂经历中分离出这一特定因素十分困难，于是麦克奈尔转而研究起纯粹的行凶案例，比如刽子手的噩梦，梦中他们被死刑犯最后时刻的影像所纠缠。她在书中没有提到无人机操作员，那是因为她的书出版得太早了；但无人机驾驶员的例子似乎是检验麦克奈尔理论的绝佳候选：因为它属于纯粹的行凶，在实施武装暴力时是完全主动的，而施暴者规避了一切重大威胁。如果我们想要阐明无人机操作员所遭受的创伤及引发的争论，就应当用实证的方法去检验“PITS”这种新的病理学现象。
新型远程暴力技术的飞速发展势必将重新调整西方社会对战争经验的心理–伦理问题的研究模式。最初的端倪已经显现。在一个拥有大量无人机武装部队的国家，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从承受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转变为实施暴力造成的心理损害。继而发展出供刽子手们就诊的诊所，为杀人犯们提供心理治疗，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当下我们面临两种有关无人机驾驶员精神生活的假设：这种武器是制造了麻木不仁的杀手，还是被罪恶感折磨，以至于可能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病患。事实上，个体的真相一定处在这两极之间。至于这两种选择哪种更令人羡慕，则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反思无人机》（[法]夏马尤 著，焦静姝 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2月版）。
